在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中，先秦諸子的思想對中國後來的統治階級的影響很是深遠，其中墨子的思想尤為如此。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的很多哲學理念被後世統治者所推崇，其中墨子的“尚同”思想更是被曆代君王奉為圭臬。
曆代統治者清楚地認識到，要使國家穩定和長治久安，必須使社會的各個階層有統一的道德理念和是非評判標準，這就是我們常說的核心價值觀。如果社會各階層的核心價值觀不統一，各行其是，沒有統一的國家意識形態，久而久之，社會就會人心渙散，國家就不會穩定，更談不上富強了。墨子指出：“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這一段話的意思是：為天下的人所認為的正義不同，各有各的主張，人數越多異議就越多，所以人人都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而不同意別人的意見，所以相互交往卻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見。因為沒有官員統一百姓的思想，所以天下就大亂。在墨子看來，導致社會動蕩和不穩定的因素是天下沒有大家認同的思想和統一的意識形態，也就沒有“尚同”的核心價值觀。
當今社會，人們急功近利、很浮躁，社會道德體係脆弱，社會百態層出不窮，不穩定因素很多。國家雖然富強了，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但人民的幸福感卻沒有多大提高。出現這種局麵的原因固然有多種，諸如分配不公和社會貪汙腐敗等問題，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社會沒有一個被廣大民眾認同的核心價值觀，也就是沒有墨子所說的“以一同天下之義”。一個社會和組織必須要有一個被大家認同的核心價值觀和評判好與壞的標準，雖然一個國家和組織會有製度和法律來嚴格要求人們的行為，但是硬性的製度和法律不可能包羅萬象地把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規範起來，它隻能規定很小的一部分行為，而且是被人類所最不能容忍的行為，至於大部分行為隻能靠道德和倫理及意識部分來自我規範。
我們國家在曆史的長河中，雖然經曆了許多朝代，但曆朝曆代在思想上都脫離不了儒釋道三種文化意識的範圍。自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封建思想統治政策以來，儒家基本是後來統治者統一思想的武器，經過數千年來的堅持和變遷，儒家思想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中國的宗教，在儒家核心價值觀的影響下，才會出現那麼多可歌可泣的曆史忠義故事。曆史上的許多忠臣和良相都是儒家學說的實踐者，尤其是在國家動亂和改朝換代的關鍵時期，出現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一臣不事二主的忠臣。他們寧願去死也不願意變節的原因，就是有不可動搖的“尚同”理想和信念，也就是有堅定的核心價值觀。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發展成為共和國的締造者，原因就是共產黨員有一個堅定的“尚同”價值觀，這個價值觀不會因為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我們黨之所以能湧現出那麼多可歌可泣的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感人故事，也是因為這些英雄有堅定革命信念的緣故。無論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或一個企業，有“尚同”的核心價值觀非常重要，它是決定這個組織是否有生命力和是否有發展動力的關鍵要素。
把墨子“一同天下之義”的“尚同”思想放在企業管理上，就要求企業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形成能約束、影響全體員工的企業文化體係。企業是否建立共同的價值觀，對企業的興衰存亡有著莫大的意義。共同的價值觀意味著企業成員在思想上取得一致，這能產生組織整合的效應，形成成員對於組織的認同感。隻有這樣，才能打造一個穩定的有凝聚力的團隊。也隻有這樣，領導者在下達命令時才能被下屬認可並得到切實貫徹，企業的獎懲措施才會奏效。
美國管理學家古利克提出了兩條基本上為美國曆屆行政改革委員會所接受的行政組織原則：一、使組織成員具有同樣理想，自動配合組織行動；二、通過層級控製係統實現行政組織的全麵協調。細細看來，這兩條原則與墨子的“尚同”思想是同一個道理。墨子所主張的“尚同”，最終的目的是要把一個組織的不同意見統一起來，形成共有的價值觀。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墨子認為其前提在於必須建立暢通的上下溝通途徑，讓上麵的人能真正了解下麵人的想法。墨子指出：領導者管理政事，掌握了下麵的實情，就能很好地治理，反之則會引起混亂。隻有充分了解了民眾的是非善惡，才能對好人加以獎賞提拔，對壞人加以懲罰，那麼國家一定能得到治理。由此可見，墨子強調思想統一的前提，在於充分尊重民眾的意願。假如不了解民情，不把握民意，上下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統一，上級的意圖也就不能真正得到下級的理解、認同和貫徹。由此看來，墨子所主張的“尚同”，並不是領導者的獨斷專行，而在於充分吸取民眾意見之後所形成的真正意義上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