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奇跡”的秘密在於增長成本的社會化
本刊關注
作者：劉頌傑 王玲
看中國問題，必須看中國社會的
資產負債表
時代周報：相對之前的《奇跡的黃昏》，在剛剛出版的《大拐點》中，你對中國經濟的觀點有哪些不同？
袁劍：《奇跡的黃昏》是一種更係統的寫作，而《大拐點》作為緊貼時代的評論集則更有曆史的連續性。《奇跡的黃昏》大致寫的1989年之後到2002年的中國。對於這一段的中國當代史，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解釋性框架或者說模型，那就是所謂“官僚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我所說的“官僚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並不是說所有官僚係統都是，也並不是隻有官僚係統才是。而是圍繞著官僚利益集團並以之為核心所形成的一個利益集團。對於中國這一段的改革史，也有一些競爭性的理論，但是我依然認為“官僚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這個框架是一個比較好的解釋模型。1989年之後，中國改革在動力、指向以及約束邊界上都發生了深刻的嬗變，所以其在邏輯上的結果也一定與1989年之前的改革會有巨大的不同。《奇跡的黃昏》主要描述和解釋的就是這個問題。《大拐點》要回答的問題則是，為何在扭曲的改革中，中國可以出現持續的高速經濟增長。我的回答是：經濟增長成本的社會化。我覺得這個模式大致可以解釋中國經濟增長中一係列疑問。
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密在於它通過其獨有的政治稟賦壓低並轉移了各種成本。比如環境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並將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給了沉默和匿名的社會。這樣，政府與強勢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就變得靚麗無比了。看中國問題，不能僅僅隻看政府與企業這兩張資產負債表，還必須看中國社會的資產負債表，看看這張負債表上我們巨大的環境負債、社會信任負債、道德上的負債以及種種無法被統計的負債。我們就能夠理解中國經濟增長的成本是怎樣被轉移的，被隱匿的。中國經濟增長以及“中國模式”的秘密，可以在這三張資產負債表的對照及關係中找到。有必要強調的是，這些巨大的環境負債，社會信任負債，製度負債，公共品負債，都將成為在未來某一天重創中國奇跡的殺手。
時代周報：在《奇跡的黃昏》中，你把1978-2003年的25年改革劃分為三個階段：1978年“陽光燦爛”、1984年“蹣跚之旅”、1992年“後改革時代”。又是十年過去，你會怎麼來歸納目前這個改革階段？
袁劍：最近這10年，是前麵10年的改革全麵開花結果的十年。其中正麵的成果和負麵的後果如影隨形，難以分離。而在一個全球化的環境中，這些正麵的成果和負麵的後果都在全球化的加速器中被放大了。如果說這個十年我們有什麼看得更清楚了的東西的話，那就是我們更清晰地洞見了中國轉型的成本及其成因。
2002年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經濟增長的環境以及推動力量變得更為複雜，除了延續所謂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之外，全球化因素全麵卷入。但大家可以看出，官僚利益集團利益最大化的主要邏輯並沒有什麼變化，依然在發生重要的作用。可以說，2002年之後的10年，是中國核心利益集團在全球化環境中全麵收獲他們改革成果的10年。中國資產在全球體係中全麵重估是這一曆史進程的直接表征。這並不是說其他人沒有收獲，我說的是相對份額。比較有力的證據是，中國的財富差距在這一階段又一次顯著擴大了。我也不是說，中國領導人沒有在這方麵做出努力，但形勢比人強，機製比人強。機製所引發的形勢以及所帶來的慣性會遠遠超過了一些領導者的良好願望。
阻止權力經濟的隻能是利益集團自己
時代周報：你很早就分析了改革的“權力經濟”現象，指出利益分配模式正趨於鎖定。今天人們呼籲改革再啟動，你認為，當下的權力經濟現狀如何？改革能否在這方麵有突破？
袁劍：權力經濟是對應於權利經濟的，權力經濟意味著特許，而權利經濟意味著自由地創新。當然，真實世界並不是理想國，往往處於某種中間狀態。從某種消極的角度講，權利經濟首先授予並培育公民反抗財富被剝奪的權利。但現在的情況卻是，權力對權利的剝奪似乎愈演愈烈，而公民的抵抗也愈演愈烈。這與中國經濟增長的階段有關係。在蛋糕在不斷膨脹的時候，既得利益集團可以在迅速做大的蛋糕中獲得較多的東西，而在蛋糕增長速度越來越低的時候，要保證自己的貪欲被滿足，就必須對另外一部分進行更深刻的剝奪。至於如何啟動這種改革，那是政治問題，也是當下最大的難點所在。既得利益如此強大，以至於沒有力量可以阻止它。唯一可以阻止這種進程的，是它自己，是它自己毀掉這個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