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依賴症”需反思
本刊關注
作者：傅達林
中國在改革開放急速立法實踐中所形成的立法觀，在取得法律體係偉大成就的同時，也容易將一種“立法依賴症”帶入“後立法時期”，甚至陷入“立法萬能主義”的誤區。曾幾何時，我們似乎形成了一種路徑依賴，一旦出現社會問題，除了觀念原因之外就是立法不健全，大有“一法解千愁”的滋味。
在人類尋求安定的社會秩序過程中，法律始終隻是一種實現路徑，並不是所有的社會關係都能依靠法律來有效調整，也並不是所有的立法都能解決現實中的複雜問題。輕視立法固然不可取，但把眼界過於集中在立法的書麵活動上，動輒呼籲加強規則製定，也未必是一種追求法治的理性態度。即便是一些主張完善立法的人，也未必相信立法最終能夠解決所有問題;代表委員們不厭其煩地提出立法建議，內心同樣也對法律缺乏可操作性與執行性充滿憂慮。既然目前中國法治麵臨的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法可依”，為何從廟堂到民間都樂此不疲地建言立法呢？深入分析，不難發覺人們的某種奇特心理。立法建議，人人都能提，人人都可以研究，至於是否可行，又能否解決問題，似乎並不受人關注。一些患有“立法依賴症”的人，持有類似的“投機取巧”心態，在大而化之的正確結論背後，多是空洞無物的虛妄建議，對那些問題中真真實實存在的難點，則缺乏深入分析與動手解決的能力。
但遺憾的是，在這樣一個學術浮躁的社會，即便是做學問的人也出現了“偷懶主義”，與需要長時期的實證調查來分析執法中的現實問題相比，立法建議的論文無疑做起來更輕鬆。一來立法建議的政治風險小，較之質詢案等更保險更安全也更不容易得罪人；二來不需要做太多的實證調查，也不用太過嚴密的數據論證，大多可以“閉門造車”，甚至還可以找人“捉刀”。
學者也罷，立法者也罷，如果不走出“立法依賴症”的困擾，依然習慣於將責任的板子打在空虛的“立法不足”身上，或許我們的法律體係會越來越完美精致，但也可能距離現實越來越遠。
（摘自《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