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八行選士”
古代吏治
作者：完顏紹元
早在春秋時期，儒家便提出了“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就是政治統治應該建立在倫理道德的基礎上，各級官員在擔負政治責任的同時也應該是倫理道德的楷模。但直到漢朝把儒家思想旗幟高高舉起以後，道德品行才正式被列為選任官員的基本標準。人事部門每年以“四科”選拔官吏，德行排在第一，同時規定“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即任何一科都必須具備最基本的個人品德（孝悌）和職業道德（廉公）。從東漢中期起又有新政策：品行優異而能力較差的，特許不經試職直接授官，可見道德在彼時公務員選拔標準中的優先地位。
選官以德為主，實踐中總會碰到兩個難題。
一個難題是有“德”者，未必有當官施政的能力。另一個難題是“德”這個東西有點空泛，落實不易。很難給出具體明確的尺度，結果便讓權門請托、營私舞弊的人有機可趁。東漢順帝時，河南尹田歆向中央薦舉六個孝廉，其中五個是貴戚寫條子交辦的。再往後，舉孝察廉基本上成為既得利益者“蘿卜選官”的直通道，大抵能夠被薦舉的，多有官宦家世或政治背景。另一方麵則是弄虛作假的醜聞不絕，州郡貢舉的孝悌曝出在墓道裏接連生兒子，司徒獎抜的名士被下堂而去的妻子當眾揭出十五件穩藏起來的穢事。所謂德行選官，最終成為積弊深重的漿糊一團。於是，後來就有了矯正其弊的科舉選士製度。
但是，科舉在實踐中又出現了忽視選士對象品德的問題，所以唐宋以來，重才輕德的指責和矯治，乃至取消科舉的實驗一直存在。北宋範仲淹策劃慶曆新政時給出兩個建議，治標之策是廢除糊名法，考察品行沒有虧缺後再上報姓名；治本之策是興建各級學校，通過本鄉本土的學校教育來培養和考察求仕者的德行。因為他很快下台，這些辦法並未切實施行。神宗熙寧時，王安石提出用學校培養代替科舉取士設想，俾使“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實，王安石在位也很短暫，學校貢士直到徽宗時才真正實現，大體是：國家停辦科舉，基層依照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共八種美德推舉培養對象，保薦入學，政府以道德、學業並重為標準，直接從學校考選公務員。但是，從史料記載看，這個貼有道德標簽的選官工程與科舉相比，渾水更多：大觀二年十一月，前利州州學教授何浩曝料：學校升舍考選走後門現象嚴重，士人“猥以投贄文字為名，交相請托，以僥幸一得”。其後禦史中丞吳執中又揭露所謂八種德行薦士的種種漿糊，比如父母有病，兒子寫青詞祝禱，或斷葷吃素，常誦佛書，便謂之“孝”；曾經救兄溺水，或與弟同居十多年，便謂之“悌”；接濟嫁為人婦貧不自給的女兒，便謂之“睦”，收養了一個棄嬰，便謂之“恤”，“如此之類，不可遽數”，最終將“八行選士”演繹成一場喧鬧的“道德達人秀”。
（摘自《組織人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