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竊觀皇上生安之美德約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預防其漸。
臣私下觀察皇上天生的美德約有三個，而與此相近似的弊端也有三個，不能不預防其日後的發展。
其一，“臣每於祭祀侍儀之頃，仰瞻皇上對越肅雍，跬步必謹；而尋常蒞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為瑣碎，是不可不預防。”（臣每在侍奉祭祀時，看到皇上表情嚴肅莊重，對每一個小的步伐都很慎重，平時辦事，也是每一步驟都考慮得精細周到，這是皇上敬慎美德，如果不早加嚴辨的話，那麼它的流弊將為瑣碎，對此不可不預防。）譬如對臣下因步履快慢、道旁叩頭等小節動輒處罰。如此“謹於小而忽於大”，“於國家大計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在小事上謹慎而在大事上疏忽，在國家大計上必有疏漏而無暇去深入研究了。）其二，“又聞皇上萬幾之暇，頤情典籍。遊藝之末，亦法前賢；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細，其流弊徒尚文飾，亦不可不預防。自去歲求言以來，豈無一、二嘉謨至計？究其歸宿，大抵以‘毋庸議’三字了之。”“鮮察言之實意，徒飾納諫之虛文。”（又聽說皇上於日理萬機的空閑，以讀古代典籍來怡養性情，即使遊戲娛樂這樣的小事，也效法前賢，這是好古的美德。如果不仔細分辨，其流弊將是徒尚文飾，也不可不預防。自去年向大臣們征言以來，豈沒有一兩條好的建議？但到最後，大都以“無須議”三字打發了。少有察納所征之言的真心，不過是做一點虛心納諫的姿態而已。）其三，“臣又聞皇上娛神淡遠，恭己自怡；曠然若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此廣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厭薄恒俗而驕矜之氣，尤不可以不防。去歲求言之詔，本以‘用人’、‘行政’並舉，乃近來兩次諭旨皆曰：‘黜陟大權，朕自持之。’”（臣又聽說皇上以追求恬淡閑遠來愉悅精神，以謙恭遜讓而怡然自樂，虛懷若穀，好像掌有天下卻與自己無關似的，這是胸懷寬廣的美德。但如果分辨不精，也容易厭棄世俗常情而滋長驕矜之氣，尤其不可不防。去年求言的詔命，本以“用人”、“行政”並舉，但近來兩次諭旨都說升降大權由皇上獨自執掌。）不難看出，奏疏表麵上言聖德，其實是在指陳名為聖德實則流弊，而且流弊也似乎還不是重心，重心在指責皇帝的過錯，甚至涉及皇帝的能力與品德：皇帝隻把眼睛盯在細枝末節上，意味著小氣；征言而不用，徒尚虛文，意味著不誠；唯我獨尊，乾綱獨斷，意味著自大。尤其是一一指陳調配人才、審度地利、慎重軍需等防剿太平軍的失當舉措，以歸罪鹹豐。這對於登基僅一年零三個月、正雄心勃勃以展英姿的鹹豐而言，無異於兜頭一瓢冷水，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傷害，覽折未畢，即怒擲其折於地，立即召軍機大臣治他的罪。
曾國藩本是冒著掉腦袋的風險來上這道折的，意在對鹹豐皇帝犯顏直諫，痛下針砭，以震醒自我陶醉的鹹豐，做一代英主，挽狂瀾於既倒。事後，曾國藩將奏折謄抄一份寄回湘鄉老家，便立即引起家人的恐慌，叔父回信說他太過戇直，父親則告誡他作為“副部長”這樣的官員，不應當以直言表現自己，重要的是善輔君王實行德政。曾國藩自己也做好了最壞的準備，他深為自己的莽撞而感到後怕，正是在這種後怕中他空前痛切地領教了君權的無上淫威，以他的修為，他有力量維持表麵上的鎮靜，卻無法克製內心的惴惴不安，他度日如年地等候皇帝的發落。
幸運的是，曾國藩再一次遇到了貴人，其中之一即大學士祁巂藻。這是一位漢人，卻躋身於清朝的權力中樞，他采用十分聰明的表達方式化解了鹹豐的怒氣。他首先講了一個道理，即君聖臣直，意思是說，曾國藩之所以敢於如此直言，是因為他知道您是聖明大度之君啊！其次他又講了處罰曾國藩的危害，畢竟你是下詔征言，如今有人因上言而獲罪，還會再有人應詔嗎？
這一招委實管用，鹹豐為了證明自己是聖明之君，便不能對曾國藩予以治罪。
但是他實在是又羞又惱，便在曾國藩的折後寫下了一大段文字，核心是為自己辯解，除了表示接受所說的預防“驕矜之萌”外，其餘全都予以否定，批評曾國藩“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但是筆鋒一轉，讓自己登上聖君的高度：“念其意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這“不加斥責”
一語實在高明，判定曾國藩應該斥責，卻不加斥責，便彰顯了聖君的寬大為懷，從而同前文“雖迂腐欠通，意尚可取”之語形成呼應。不過，日後的事實將會證明：鹹豐皇帝已經將這份羞惱植入心底，從而為曾國藩的未來掌軍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