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本以為這樣一道奏折會顯露他“大丈夫光明磊落”的胸懷，“當知我之黑白分明，固非專鬧意氣者矣”。不想，此奏一出，讀者驚疑。官場中人都一時轉不過彎子，鬧不明白為什麼左宗棠突然出現這樣大的轉變。中國人習慣於陰謀思維，於是一致認為左氏動機不純，他故借揚曾以揚劉鬆山，揚劉鬆山也就是揚自己，揚自己則是為了貶低李鴻章。
曾國藩也是這樣推測的。十一月初七，在致郭嵩燾信中說：
左帥表劉壽卿，謬及鄙人，論者謂其伸秦師（指左所統帥的軍隊）而抑淮勇，究不知其意雲何也。
真是無可奈何。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因腦溢血逝世於南京兩江總督府，年不過六十二歲。消息傳出，天下震動。
一時之間，同僚朋友、門生故吏雲集南京，曾國藩的葬禮成了一場詩文大會。蓋與葬者既多文學之士，撰文者又發自真情實感，所以留下許多膾炙人口的名作。比如，老朋友老部下李元度的哭師十二首，就筆筆沉鬱，句句動人：
一夕大星落，光芒薄海驚。九重悲上相，萬裏失長城。傳說騎冀尾，虎圖富甲兵。宗臣應附袷，天語極哀榮……而李鴻章的挽聯後來更成了千古名作：
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裏，內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時人這樣評價這副對聯：“豪邁精當，亦自占身份，非鴻章不能亦不敢道此。”
在林林總總的祭文挽聯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對，是當時身在西北前線的左宗棠派人千裏迢迢送來的，其文曰：
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
更為令人意外的是，在對聯後麵，居然署的是“晚生”二字。曾、左二人通信，從左宗棠為布衣時起，都是稱兄道弟，左宗棠從不肯讓一步。在曾國藩官拜大學士後，按慣例左宗棠對曾須自署“晚生”，左宗棠卻說，“惟念我生隻後公一年，似未為晚，請仍從弟呼為是”。所以生前左宗棠從來沒對曾國藩稱過晚生，這也成為當時官場上一則趣事，因此誰也沒想到左宗棠會在挽聯上署“晚生左宗棠”。
聽說曾國藩去世的消息，左宗棠是十分震驚的。他以前沒聽說曾氏有致命的大病，且六十二歲，對當時養尊處優的階層來說，並不算長壽。他沒有想到，曾左之間的恩恩怨怨，這麼早就結束了。也許在奏折中寫上“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幾句之時，他就已經有與曾國藩和解的想法了。一方麵由於軍事匆忙，另一方麵，他以為時間還長。沒想到，機會永遠失去了。
坐在西北軍營之中，左宗棠回想起與曾國藩一生的林林總總，越想越覺得傷懷。他在給兒子的信中說：“曾侯之喪，吾甚悲之。”“從前彼此爭論，至茲感傷不暇之時，乃複負氣耶？”隻有失掉了老朋友的這一刻，他才意識到他的損失是多麼巨大，他又是多麼對不住這位忠厚長者。他和曾國藩較量了一生短長，總也不服氣。但是到了這一刻，靜心反思，他服了。他自甘同時代第二人的身份，所以以“自愧不如”四字作為二人關係的最後總結。
這對心高氣傲的左宗棠來說，實在是太難得了。
如果曾左關係能以此為結局，無疑是一樁動人佳話。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簡單。
在曾國藩身後，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後人極其照顧。曾國藩死後五年，其子曾紀鴻因家人病重，缺錢醫治。左宗棠送給他三百兩銀子，還在家書中這樣回憶曾左交誼：
吾與文正交誼，非同泛常。所爭者國家公事，而彼此性情相與，固無絲毫芥蒂，豈以死生而異乎？以中興元老之子，而不免饑困，可以見文正之清節足為後世法矣。
曾紀鴻因病去世前後，左宗棠在醫藥費喪葬費上又多次給予幫助。在給李勉林的信中談及此事時，左宗棠說：
吾輩待其（曾國藩）後昆，不敢以此稍形軒輊。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誠苦窘情狀，不覺慨然為謀藥餌之資，殯殮衣棺及還喪鄉裏之費，亦未嚐有所歧視也。
曾紀鴻貧病而死，證明了曾國藩一身清正，更增加了左宗棠對曾氏後代的垂憐之意。左宗棠任兩江總督時，委任曾國藩的女婿聶緝槼為營務處會辦，第二年，又提升為上海製造局會辦。聶氏自此官運亨通，一直做到江蘇巡撫。左宗棠在推薦聶緝槼的書信中這樣論及自己的推薦與曾左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