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進入大變動的時代。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造成了中華民族屈辱的地位。李四光進入新學堂，接觸新思想，在他心中激起了強烈的愛國熱情。隨著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鬥爭日益高漲，李四光加入了同盟會，參加了偉大的辛亥革命，從一個農村孩子成為一個愛國的民主主義者。辛亥革命失敗之後，他赴英國攻讀地質科學，走上了科學救國的道路。正是這種強烈的民族精神，火一般追求真理的願望，無休止的探索新事物的熱情，才使他在科學上取得卓越的成就，成為新中國的傑出科學家。
強烈的民族感情和愛國熱情貫穿於李四光的一生，是每個有誌獻身於科學事業的人學習的榜樣。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李四光在改良思想比較盛行的英國度過了他幾年的留學生活。雖然也耳濡目染了一些歐洲大陸上德、法、俄等國在大戰後期廣泛興起的革命鬥爭的情況，但卻沒有親身的經曆，同時，他也沒有親身參加國內的五四運動。他對俄國十月革命以及受它影響的中國五四運動，缺乏深入的了解。在他看來，五四運動就是愛國運動。當時在他的心目中，“科學與民主”的口號，科學似乎更重要一些。他渴望中國擺脫列強的侵略，十分欽佩孫中山奮鬥不止的愛國精神，卻不完全理解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革命意義。他親身受到軍閥混戰的痛苦，卻隻認為是這班人不爭氣、無能，不能使中國發展科學，擺脫愚昧，無力發展實業，使國家富強。他迫切希望有好的掌舵者出來改變這種局麵，卻又看不清什麼樣的人，才是勝此任的掌舵者；他希望中國的改革能得到某些國家的支持，卻又認不清哪個國家才能是真正的支持者，這是李四光當時的思想狀況。他當時受達爾文的物競天擇觀點影響，總是“用自然曆史的眼光去看人類的曆史”，這是導致這種思想的深刻原因。
李四光的“民族自強”的思想是很濃厚的，因此他對聯俄的政策，也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美資本家由於環境對他們不利，已有了某種覺悟，第一步“對內表示退讓，使勞動階級的態度漸趨和平”。工廠利益勞資雙方共同享受，有了損失雙方共同承擔。“再進一步，舊式的資本家也許可以消滅”。這樣，“他們全民族的經濟勢力，並不會減少。他們向外發展的能力決不會消滅。”假定到了那麼一天，“全世界各民族都實行了蘇維埃製，那時除非全世界的人類陡然一齊進到一個水平線，否則我們有什麼方法，保證那些生活懸殊、文化程度懸殊、曆史不同、風俗習慣不同、信仰不同的民族，不發生發民族間的競爭。如果民族間的競爭到底還不能免除，那些落後的民族又如何生存？”因此，他認為：“方向和政策是人為的，隨時可以變更，民族的繼續生存和發展是自然而然的，一個民族也沒有辦法抑製。不管第二國際也好，第三國際也好，第四國際也好，各民族自身利益問題總是最重要的關鍵。”正是由於他這種樸素而強烈的民族感情——愛國主義的思想，他不讚成因為俄國喊了一聲“廢除不平等條約，不要賠款”，中國失去了的土地就可以不提。也不讚成因為俄國表示了同情，就歡迎他“來替我們辦理一切”。他認為中國開發的“一線生機，還是在我們的民族，大家打起精神舉起鋤頭向前挖去”。
李四光正是因為用自然界生物競爭的觀點去看待人類社會階級鬥爭問題，因此也就找不到解決當時中國社會問題的正確答案。當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虎視眈眈，想把偌大的中國幾口吃掉的時候，他還寄希望於“日本人的同情”，要日本不要侵略中國，要“黃人大家爭氣”，以免在白人的支配之下“同歸於盡”。雖然他主張的是中日兩民族之間的“徹底合作，誠意合作”，不是當時那種“政府和政府或軍閥和一部分軍閥的合作”，這也隻能說是他的善良的願望。在日本人民沒有取得反對軍國主義勝利之前，在中國人民沒有取得反對日本侵略者和本國賣國政府的勝利之前，那種合作是不可能實現的。
1928年初，國民黨新軍閥蔣介石、白崇禧、馮玉祥、閻錫山四派，在英美帝國主義的策動下形成了臨時聯合，共同對付得到日本帝國主義支持的奉係軍閥張作霖。6月初，張作霖被迫退出北京，北京軍閥政府宣告失敗。南京政府自欺欺人地放出了“統一告成”的煙幕，同時卻著手準備圍剿中國共產黨的新內戰。
在這短暫的表麵安寧的時候，李四光在8月11日《現代評論》上發表了《國防與北防》的文章。指出國防“究竟應該從何下手？這是我們生死存亡的問題。”
為了對這個問題作出答案，李四光的立腳點，仍然是用自然條件來解釋社會現象。認為中國滿洲和蒙古同內地比較，在地理上“占了優勢”，所以滿蒙民族“常有向中國內地侵入的趨向”。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李四光還從中國曆史中提出兩種“很奇特的現象”。第一是“政治社會狀況的循環”。他把戰國混戰到秦漢統一隆盛，再經過三國到西晉東晉算作第一個循環周期；從南北朝混戰到隋唐統一隆盛，再經過五代到北宋南宋算作第二個循環周期。他說：“如果勉強一點”，從明到清中葉似乎相當漢唐，從太平天國到軍閥割據的中華民國相當於三國、五代。“再亂說一句”，“今日的中國便等於晉或宋了”。第二是“每經過一循環周期，北方民族侵入的勢力加劇”。晉代的北方胡人隻到達黃河流域，而到了元代，整個中國都被北方民族征服了。他說：這兩種現象“真算是曆史上的怪事，絕不是偶然發生的。真正的解說還要請教曆史和地理。”由此可以推論，再一個“循環周期”的侵入者將是誰呢？李四光徑直地提出：“一個就是日本人、從東北三省來；還一個就是俄國人，從蒙古、新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