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魯迅很重視錢，絕不假裝清高。魯迅的日記裏仔仔細細地記著他的幾乎每一筆收入支出。他的收入主要來自3個方麵：薪水、講課費、稿費。後兩者是不定的，所以他很看重固定的薪水。他在教育部每月可以拿300大洋。那時北京市民的最低生活標準是兩三塊大洋。一塊大洋購買基本生活品的購買力大約是今天一塊人民幣的七八十倍到一百倍。舉個例子：根據老舍的回憶，當時老舍當個“勸學員”——教育分局局長，每月100元，小學校長40元，小學老師25元，學校的勤務員6元。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臨時工性質的管理員8元，而館長李大釗300元。老舍說當時1毛5就可以吃頓很好的飯：一份炒肉絲，3個火燒，一碗餛飩帶兩個雞蛋，這些隻要一毛二三。在這樣的情況下，魯迅很看重他的300大洋。他跟章士釗打官司，也有經濟原因，一定要保住自己的鐵飯碗——章土釗免了魯迅的職，許多人等著謀他的缺呢。後來，他離開了官場，也離開了大學，由廣東到上海。領導教育部的蔡元培先生每月給他幹薪300大洋，他也接受了。有人不理解魯迅的做法，說魯迅為什麼拿著國民黨政府的錢，還要罵國民黨。在魯迅看來，錢是該拿的，但罵也是該罵的。
魯迅有個學生叫李秉中，在軍隊當官，想辭職不幹了，寫信征求魯迅意見。魯迅反對，認為飯碗可以跟理想分開。魯迅回信說：“人不能不吃飯，因此即不能不做事……我看中國謀生，將日難一日也。所以隻得混混。”魯迅居然說出“混混”這樣的話，很不英雄吧？很不容易理解吧？其實重視飯碗，重視物質生活對於精神生活的決定作用，正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態度。
可見，魯迅的生活智慧是建立在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上的。生活搞不好，仍然追求理想，當然也值得尊敬，我們應該幫助這樣的“有誌”青年。但是不要把二者絕然分開，一味追求理想，不顧生活實際，那就可能成為“幼稚”青年了。
魯迅在《世故三味》中寫道：人世間真是難處的地方，說一個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話，但說他“深於世故”也不是好話。“世故”似乎也像“革命之不可不革，而亦不可太革”一樣，不可不通，而亦不可太通的。
（摘自《文苑》）
麵子與飯碗哪個重要，我以為飯碗重要。這個看法是有正麵與反麵例子的。納爾遜·曼德拉絕對是“把牢底坐穿”的典型，在獄中數十年如一日地絕食，當然，他不是20幾年不吃飯，是絕一段時間吃幾口，恢複一下體力再絕食。用絕食來和南非種族主義政府作鬥爭。在雙方看來，絕食是威脅的很好方法，概因絕食的滋味極不好受。陳水扁就有絕食的鬧劇，不過三天就結束，且放言不相信納爾遜·曼德拉數十年如一日地絕食。看來，還是飯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