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比較文學到世界文學
書屋講壇
作者：張隆溪
國內比較文學的發展可以說與近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密不可分，也恰好是在三十年前，我編輯的《比較文學譯文集》作為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叢書的第一種，於1982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在那之前，季羨林先生發起成立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小組，除季先生之外，有李賦寧、楊周翰、樂黛雲和我一共五人，並聘請錢鍾書先生擔任我們的顧問。那時正是“文革”後思想解放的年代，比較文學的複興正是那時在文學研究或人文研究方麵思想解放的一種表現。北大這個比較文學研究小組辦了一份油印的《通訊》，包括一些訊息，也有短小的文章，寄給全國其他一些大學對此有興趣的學者們。這在當時，對比較文學的興起，可以說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中國比較文學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與國際學界有密切聯係。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有好幾位研究比較文學的學者，包括當時在美國印地安納大學任教的歐陽禎教授和在加州大學任教的葉維廉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李達三（John Deeney）教授、荷蘭烏特列希特（Utrecht）大學佛克馬（Douwe Fokkema）教授、美國哈佛大學克勞迪奧·紀廉（Claudio Guillén）教授等，都到北大或其他大學演講，對促進國內比較文學的興起有很大幫助。我1981年在北大西語係獲得碩士學位（那時國內尚未設立博士學位），也就以比較文學作為自己後來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中、美第一次比較文學研討會於1982年在北京召開，錢鍾書先生要我參加。我為那次會議提交了一篇英文論文，中文本題為《詩無達詁》，發表在1983年冬季一期的《文藝研究》上。我1983年去美國，1989年在哈佛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後來在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任比較文學教授近十年，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學任比較文學與翻譯講座教授至今。所以三十多年以來，我一直以中西比較為自己學習和研究的主要範圍，發表的學術論著也以此為主題。這次謝天振教授一定要我把曆年來的論文集為一本，收集在他與陳思和、宋炳輝三位學者共同主編的“當代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文庫”裏，也就讓我有機會重新整理這三十年來發表的論著，由此而回顧自己在中西比較研究當中走過的路徑。
在國內比較文學開始發展的初期，除譯介國外學者的論著之外，八十年代初最重要的也許就是介紹西方文學理論。當時社科院組織編寫一部介紹國外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現狀的參考書，錢鍾書先生推薦我撰寫西方文學理論的部分。那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就是北大圖書館也缺少國外新書。恰好我有機會在1982年春到香港中文大學英文係訪問一個月，在那裏讀到不少英、美出版的新書，也購買了許多西方文論的重要著作帶回北京。對於後來我撰寫有關西方當代文論的文章，這是最好的準備。後來由錢先生介紹，三聯書店的董秀玉女士到北大和我見麵，約我為剛創辦不久的《讀書》雜誌撰稿，於是從1983年4月起至1984年3月止，我在《讀書》開了一個“現代西方文論略覽”的專欄，每月一篇文章，介紹了從英美新批評和俄國形式主義到原型批評，從結構主義到後結構主義即解構、德國闡釋學、接受美學以及美國讀者反應批評等西方文論的主要派別。這些文章雖然以介紹西方文論為主，但每篇都在結尾專辟一節，提出自己的一點看法，也往往舉出中國古典文論中相關或類似的看法與西方文論作比較。後來這些文章集為一本小書，題為《二十世紀西方文論述評》，作為“讀書文叢”之一種，由三聯書店在1986年出版。
在美國讀研究生的階段，我繼續寫論文在雜誌上發表，但轉以英文為主。1984年春應普林斯頓大學邀請做一個重要講座，即Eberhard L. Faber Class of 1915 Memorial Lecture，當時我正在讀德裏達《論文字學》（Of Grammatology）一書，即以“道與邏各斯：論德裏達對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批判”為題，在普林斯頓大學演講。講稿後來經過整理，在1985年3月的《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上發表，這也是為我第一部英文書最先奠定的基礎。在哈佛讀書期間，好幾篇上課寫的期末論文經過修改，都發表在美國一些較有影響的學術刊物上，如為庫格爾（James Kugel）教授講授的聖經與文學批評專題課所寫論文，比較《聖經·雅歌》與《詩經·國風》的評注傳統和諷寓解釋，就發表在美國《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1987年夏季一期。這篇文章為我很多年之後寫《諷寓解釋》（Allegoresis）一書，奠定了最早的基礎。我為巴克利（Jerome Buckley）教授講授維多利亞時代文學批評寫的期末論文，專論王爾德的批評理論，就發表在《德克薩斯文學語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1988年春季號上。數年之後，斯坦福大學研究維多利亞時代文學的專家伽格尼爾（Regenia Gagnier）教授編輯一部《王爾德評論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Oscar Wilde， New York： G. K. Hall， 1991），收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所謂“最具代表性的王爾德批評”（“state-of-the-art Wilde criticism”， 見該書編者序第一頁），把我那篇文章也收在文集裏。又過了十年，另一位學者梅麗莎·諾克斯（Ｍｅｌｉｓｓａ Ｋｎｏｘ）出版了一部專著《王爾德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創造者的批評家》（Oscar Wilde in the 1990s： The Critic as Creator，Rochester： Camden House， 2001），那本書就以討論我那篇文章開始。諾克斯指出我的文章最初發表在1988年，而在那之前一年剛好出版了理查·艾爾曼（Richard Ellmann）裏程碑式的王爾德傳記，她認為“這兩者都是最早認真看待王爾德的文學批評並發現其價值的論著”。近年來好幾位研究王爾德的學者在他們的著作裏，還引用或者提到過我那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