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足可載入外交史冊的弭兵會議為左師官向戌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向戌自詡有功，非常重視會議的成果。宋國上下也非常認同這次在本土舉行的國際盛會。宋公因此給予向戌60個邑的封賞。
向戌不禁欣欣然驕傲起來。他找到司城子罕炫耀起自己的外交功績。不想，一向持重的子罕非但沒有對弭兵會議表示讚賞，反倒惡狠狠地數落了向戌一番。向戌遭此棒喝，大為意外，戰戰兢兢地聽完了子罕的數落。
子罕說：“國家間的矛盾和鬥爭是永遠存在的。戰爭是國家鬥爭的軍事表現，也是不可避免的。況且軍事威脅的存在有很強的威懾作用，它可以威懾不法行為，可以成為伸張正義的工具，怎麼能從根本上廢除呢？沒有了軍事的存在，也就沒有了基本的威懾力量，國家之間就會有人肆無忌憚地挑起爭端，天下會出亂子，國家也會滅亡。你自不量力地去努力廢除它，既是欺騙自己，也是欺騙天下人。晉國、楚國、齊國、秦國和其他的一些中小諸侯國的國君和百姓都被你欺騙了。他們聽信了你的不實之詞，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參加了這個不可靠的會盟。要我看，各路諸侯和全天下的百姓應該共同來討伐你。你不見好就收，反倒得寸進尺地希望得到宋公的賞賜。放眼天下，有你這樣貪得無厭、厚顏無恥的人嗎？！”
說到激動處，子罕一把從向戌的手裏搶過那束寫著封邑的冊命竹簡，當著向戌的麵用刀狠狠地砍壞，並且憤怒地一把扔在了地上。
向戌已然是呆若木雞了。沉默片刻後，他突然一把拉住了子罕的雙手，痛哭流涕地說道：“沒有你老兄的提醒和警示，我向戌就犯大錯了。多虧了你，我才知道外交是不能寄予厚望的。國家間的利益追求和鬥爭才是永恒的。”
向戌和子罕的對話代表了當時很多公卿、大夫們的觀點，充分顯示出當時這個所謂的“弭兵”會盟是多麼的不可靠。晉楚兩國各有各的算盤，這個和平的協議隻是權宜之計，他們都在保持自己的武力，以圖日後爭得霸主。這場會盟隻是從公元前546年到戰國初期的長時間停戰而已。正如子罕所言，軍事力量的存在是必要的。子罕並不是反對用和平對話的手段去解決爭端和問題，而是認識到和平的實現要依靠強大的國防，不能不切實際地希望和平的來臨。即使在和平條約簽訂以後，也不能放棄對軍隊和國防的建設。因為它始終是一種威懾的力量，是實現持久和平的保證。
雖然向戌在成功主持了弭兵會盟後得到人心思定的中小諸侯國的交口稱讚，但當冷靜地接受了冷酷的批評、經曆了短暫的浮躁後，他表現出了異常的冷靜，承認了外交手段畢竟不是國家競爭的根本手段。客觀結果也證明，弭兵會盟後中小國家的負擔並沒有減輕。他們為脆弱的和平付出了雙倍的貢賦代價。這些代價當然還是落到人民頭上，人民負擔也就不斷加重。如齊國“民參其力，二入於公”。人民因此掀起的反抗和國內其他矛盾混雜在一起，促使各國更加專注於國內矛盾的梳理。
弭兵會盟最大的影響是結束了中原混戰，使春秋以一個相對和平穩定的姿態走完了剩餘的日子，進入戰國時期。弭兵會盟召開後，各諸侯國之間40年內沒有交戰。尤其是晉國和楚國之間終春秋之世未再兵戎相見。除了後起的吳與楚、越與吳之間的爭雄戰爭外，在廣大的中原地區基本上就沒有了大範圍的戰爭。這是在國際格局方麵的轉折性變化。
與中小諸侯國一樣，晉國和楚國也都轉向專注於內部爭鬥。在晉國，日後的韓、趙、魏三家分晉已經初見端倪。大夫取代諸侯、家臣取代大夫的新變化是此時開始的政治趨勢。在深層次上，它表明舊的奴隸主貴族在逐漸沒落，新興的封建主漸漸崛起，而社會中的奴隸們也在不斷轉化成自由的小生產者。舊的貴族勢力逐漸退出政治舞台。因此，大國之間對於霸主的爭奪也遠沒有昔日那種銳氣了。
楚國也受到了吳國的掣肘，後院出現了火星。吳國與以晉為代表的中原國家常通友好，堅持與楚為敵，奪取了原來屬於楚國的很多土地。公元前506年，吳王闔閭曆經五次戰役，終於攻陷了楚國的都城，楚昭王逃亡。直到第二年楚國大夫申包胥從秦國借來救兵，與楚國殘餘力量合力才得以擊退吳軍。經此大仗，楚國元氣大傷，再也沒有力量參與中原爭霸了。
“因此可以說，弭兵之會是春秋時期由諸侯兼並轉向大夫兼並的關鍵之年，也是春秋時代由前期轉入後期的標誌。”（白壽彝： 《中國通史》第三卷第四章）
之後春秋征戰的中心便由中原移到了東南地區的吳、楚，吳、越之間。當楚國解決了南方問題，再次北向的時候，卻發現原來的老對手晉國已經解體了。經過半個世紀的停戰，更加殘酷的戰國時期來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