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派出來解決伊犁外交難題的是一位名叫崇厚的朝廷權貴。
1878年6月，朝廷派遣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進行談判，要求俄國歸還伊犁並且引渡白彥虎、胡裏等叛匪回國。
朝廷之所以選擇崇厚，是看重他的兩大優點：
第一，崇厚是滿族鑲黃旗人，受朝廷恩惠多年。他的家世可謂是“三韓貴胄，七葉名卿”，高祖是刑部侍郎，曾祖是河南布政使，父親是南河總督。道光二十九年中舉後，崇厚因煊赫的家世備受蔭庇，接二連三地被拔擢和重用，連他自己都感歎說“天恩高厚，下臣何幸如之”，“非夢想所敢期也”。人們想當然地認為，崇厚受了重恩定然會肝腦塗地為國盡忠。
第二，崇厚是朝野中少數幾個“外交經驗”豐富的官員之一。崇厚最初幫助僧格林沁在大沽海口辦理防務，負責文案，非常偶然地伴送美國使臣到京城換約，從此接觸外交。第二次鴉片戰爭末期，恭親王奕？出任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他一時也抓不著善於辦理外交的人才，隻能矮子裏拔將軍，拉上崇厚協助自己。就這樣，沒有多少閱曆、沒有經受多少考驗的崇厚，陰錯陽差，被推到了外交第一線。崇厚是在危難之際被選中的，麵對突如其來的“夷務”，一切都是未知數。盡管在與“洋人”的交涉中沒有任何優勢，但他盡了力。隨著國內外局勢的飛速發展，中外交往日趨頻繁，他主管的事務不斷增多，官職也不斷提升，由候補三四品京堂升任侍郎、三口通商大臣後專任通商大臣要職，代表總理衙門與各國交往，任職近十年間，除辦理通商、外交事務外，還負責兼辦海防、訓練“洋槍隊”和創辦生產軍火的天津機器局。
天津教案發生後，需要有人出國向外國賠禮道歉。滿朝大臣沒人願意把臉丟到國外，去給化外蠻夷低頭賠罪。朝廷隻得指定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讓他賠禮道歉後就常駐在歐洲了。現如今，沙俄入侵新疆，朝廷很自然地就讓離聖彼得堡近、經驗豐富的崇厚去找俄國人交涉了。
崇厚的“外交經驗”不可謂不豐富，可他“交涉”的內容以事務性、程序性的居多。政壇上有一類人，官運高照，在外人看來是經受了各種曆練，其實壓根沒真正辦過什麼事也不會做什麼事情。可就是這樣的人，飛黃騰達、平步青雲、戴紅花戴高帽都和他有關。崇厚就是這樣的“幸運兒”。
這次去俄國的交涉，外表光鮮、肚子裏沒貨的崇厚就惹出了大紕漏來。
1879年10月2日，崇厚擅自簽訂了《裏瓦幾亞條約》（又名《交收伊犁條約》）。條約規定： 中國償付沙俄“代收代守伊犁兵費”500萬盧布（合白銀280萬兩）；割讓霍爾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領土給俄國；將喀什噶爾及塔爾巴哈台兩處邊界作有利於俄國的修改；俄商在中國蒙古地方及新疆全境免稅貿易；增辟兩條由陸路到天津、漢口的通商線路；俄國在嘉峪關、烏魯木齊、哈密、吐魯番等多地增設領事。
崇厚的確實現了此行主要的外交目的： 收回伊犁。但卻喪失了比伊犁主權更多的主權。即便是伊犁，也隻是名義上歸還了中國，按照《裏瓦幾亞條約》的領土劃定，回歸後的伊犁將是一座孤城，北、西、南三麵被俄國包圍。
《裏瓦幾亞條約》一經公布，掀起軒然大波。其中明顯的喪權辱國內容就是讓一味投降的庸才也接受不了。“街談巷議，無不以一戰為快。”
朝廷將《裏瓦幾亞條約》發給大家討論，幾天之內，朝野一片沸騰，奏折像雪片似的飛到慈禧太後的麵前。大臣們的意見基本一致： 拒絕合約，嚴懲崇厚。
愛國人士懷著一顆赤誠的拳拳之心，對《裏瓦幾亞條約》的反對最為激烈。督辦新疆軍務的左宗棠言辭也最為激憤。他在奏折中指出：“察俄人用心，殆欲踞伊犁為外府，為占地自廣，藉以養兵之計，久假不歸，布置已有成局。我索舊土，俄取兵費巨資，於俄無損而有益。我得伊犁，隻剩一片荒郊，北境一二百裏間皆俄屬部，孤注萬裏，何以圖存？”崇厚簽的《裏瓦幾亞條約》隻能收回一座伊犁空城，周圍的土地劃歸俄國，並且要向俄國賠付軍費。孤城如何生存？遲早還是被俄吞並。試問，以如此巨大的代價換回這樣一座孤城有什麼用呢？左宗棠進一步指出俄國的狼子野心：“觀其交還伊犁而仍索南境、西境屬俄，其詭謀豈僅在數百裏土地哉！界務之必不可許者，此也。……俄官則欲借此為通西於中之計，其蓄謀甚深……俄之初意隻在嘉峪關一處，此次乃議及關內，並議及秦、蜀、楚各處，非不知運腳繁重，無利可圖，蓋欲藉通商便其深入腹地，縱橫自恣，我無從禁製耳。”一針見血，指出了俄國占領伊犁為其深入中原打開了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