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大通曼哈頓銀行的管理模式是一種典型的“雙頭政治”，戴維和喬治·張比盎共同指揮著這家富有現代氣息的全美第二大銀行的運作，但是二人卻並沒有相互爭鬥，更沒有導致公司管理上的混亂。相反，他們一直保持著真誠的合作，把爭執和矛盾僅僅局限在兩人的辦公室內，對公司、對外界則保持高度一致，相互讚揚、相互吹捧，向外界傳達出一個強烈的信號：大通曼哈頓銀行雖然有兩位領導者共掌大權，但是二人在思想上是完全相通的，大通曼哈頓是一個團結的公司，是一個有競爭力的公司！
戴維和喬治·張比盎愉快的合作了8年。1969年3月1日，喬治·張比盎正式退休，戴維終於登上了大通曼哈頓銀行行政金子塔的最高點，集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兩個職權於一身，成為大通曼哈頓銀行這家龐大金融機構的掌門人。
4，世界的洛克菲勒
“你看他（戴維·洛克菲勒）那雙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腦裏的每個細胞都在不停的奔跑，這是一個活資本家。”
——波蘭前共產黨總書記蓋萊克
戴維·洛克菲勒執掌大通曼哈頓銀行後，家族的各項事業更是如魚得水，完成了洛克菲勒家族三代人的夙願。他和其他幾位兄長一起，共同管理著家族的巨大產業。而且，和他的幾位兄弟一樣，戴維也非常熱衷於參與國際事務，擴大自己和家族的影響力。
早在戴維參軍之前，他就加入了對外關係協會，通過這個協會的活動，他了解了歐洲的勞工和稅務問題、北約組織、對外貿易政策、中國以及聯合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等實質問題。1969年，當約翰·麥克勞埃卸任大通曼哈頓銀行董事長時，他也辭去了對外關係協會會長的職務。而戴維則以副會長的身份理所當然的接替了麥克勞埃的會長位置。
1953年，戴維·洛克菲勒和伯恩哈德親王等人倡議召開了比爾德堡會議，並形成了慣例，此後每年一次召開西方政治家、銀行家和商人巨頭開會，廣泛的討論世界政治、經濟事務。
1972年，戴維·洛克菲勒發起成立了一個與外交關係協會有密切聯係的“三邊委員會”，該委員會由美洲、歐洲、日本三方非政府領導人參加，該委員會秘書是著名國際關係專家茲比格尼埃·布熱津斯基。卡特當選美國總統後，他的政府中相當多的高官是來自“三邊委員會”的美國公民，他所任命的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國家安全事務顧問都是“三邊委員會”委員。
從戴維·洛克菲勒龐大的私人財富、往來關係以及經常拋頭露麵的情況來看，他已經成為為西方資本主義出謀劃策的核心人物，並常常活躍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當然他的政治活動都是以拓展大通曼哈頓銀行和洛克菲勒家族的事業為基礎的。
1971—1972年，戴維·洛克菲勒對東歐進行了旋風似的業務旅行。在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和波蘭四國，戴維與政府首腦和銀行巨頭就國際貿易有關問題進行了會談，並在會議上宣稱：“美國與蘇聯兩個大國之間應該建立更密切的聯係，尤其是經濟、貿易的聯係。鐵幕應當為玻璃板所代替，這是兩國人民的共同呼聲。”戴維的主張博得了這些國家的信任和支持。
1973年，經過戴維·洛克菲勒的接洽，大通曼哈頓銀行宣布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消息——向蘇聯提供8000萬美元的貸款，用於修建世界上最大的卡車廠項目。這是大通曼哈頓銀行曆史上的最大一筆私人貸款業務，並產生了深遠的社會影響。首先，它第一次啟動了東西方自冷戰以來的金融聯係，為東西方的經濟聯係架設了一座橋梁；其次，這筆業務還告訴紅色的蘇維埃政權及其人民，盡管有美國政府的敵視，作為一家金融機構，隻要能獲得商業利潤，大通曼哈頓銀行還是願意向他們提供建設所需要的資金的。同年，戴維在貸款業務的基礎上，通過活動，終於得到了蘇聯政府的批準，在莫斯科開設了自1929年以來的第一家外資銀行，該分行坐落於馬克思廣場1號，離克裏姆林宮僅有一條街。因為他們最先步入這片紅色區域，西方的商人們理所當然的認為大通曼哈頓銀行對這個資本主義世界陌生的地方有較其他金融機構更多的了解，並深信他們與蘇維埃政權有著特殊的聯係，因而更願意通過大通曼哈頓銀行與蘇聯做生意。
1972年尼克鬆訪華。緊跟尼克鬆的步伐，戴維·洛克菲勒於1973年開始了他的中國之行，周恩來總理親自會見了這位資本主義世界的代言人。在談話中，戴維·洛克菲勒提出由他擔任會長的對外關係協會與北京的民間外交組織——人民外交協會之間建立一個非官方聯係渠道的想法，得到了周總理的讚同。同時他還建議，由他擔任理事長的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與中國的有關機構進行合作，加強技術和人才方麵的交流。
紅色中國與資本主義隔絕了幾十年之後，接待了第一位資本主義銀行家。
這次訪問使得戴維·洛克菲勒獲得了豐厚的回報，他在回國後不久就向新聞界宣布，大通曼哈頓銀行已經取得了受官方支持的中國銀行在美國紐約的代理行地位，大通曼哈頓銀行已經可以辦理中美之間的諸多資金往來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