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文學研究都不過是閱讀者的一種猜測，當然，這種猜測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可以進入“公共空間”的別有意味的對話。
在剛剛過去的一百年裏，關於中國現代文學，人們猜測得最多的就是魯迅。從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到改造國民性的“思想革命”，從“曆史中間物”的精神世界到“出生入死”的生命哲學，關於魯迅的文學活動與文學精神，我們所發表的著述可謂是汗牛充棟了。然而，每一分新的猜測都還能在質疑舊有猜測的時候獲得生長的可能，早已緘默不語的魯迅也似乎依然在為我們的想象提供足夠的空間。
這或許就是經典的魅力。
從關於魯迅的“政治革命”的闡釋模式開始，人們都更願意“發現”魯迅所“反映的時代進步”的一麵。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當時，成為封建主義的“逆子貳臣”就是魯迅最光輝的形象，“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的友人，以至於戰士”。革命領袖瞿秋白的判斷幾乎傳布了大半個世紀，儼然就是與魯迅文學經典同在的“經典”。新時期改革開放的號角喚醒大家關注一個“思想啟蒙者”的魯迅，於是魯迅彙入了改造國民靈魂、推進中國現代化事業的時代大潮。待到現代生命哲學、存在主義等等“最新”的西方思潮開始流行，人們發現，魯迅同樣也並不“落伍”地擁有近似的話語……
一個不斷“與時俱進”的魯迅？
魯迅究竟是不是真的願意這樣“俱進”？或者說，在所有這些紛至遝來的“時代思潮”的背後，還有沒有一個獨立的魯迅？因為，我們分明記得他早就表示過對於知識分子不斷“進步”的懷疑：
像今天發表這個主張，明天發表那個意見的人，思想似乎天天在進步；隻是真的知識階級的進步，決不能如此快的。
不僅如此，他還明確表示過對那種“不斷變化”的文藝家的反感，甚至將之納入“流氓”的行業：
他總有一番辯護自己的變化的理由，引經據典。譬如說，要人幫忙時候用克魯巴金的互助論，要和人爭鬧的時候就用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無論古今，凡是沒有一定的理論，或主張的變化並無線索可尋，而隨時拿了各種各派的理論來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稱之為流氓。
魯迅還指出，如此善於變化的文藝其實不過都是“掛招牌”：
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是在盡先輸入名詞，而並不紹介這名詞的涵義。
於是各各以意為之。看見作品上多講自己，便稱之為表現主義；多講別人，是寫實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作詩，是浪漫主義；見女郎小腿肚不準作詩，是古典主義；天上掉下一顆頭，頭上站著一頭牛，愛呀，海中央的青霹靂呀……是未來主義……等等。
魯迅，同人類文明史上一切偉大的經典作家一樣，他的真正價值是由他自身創造的。他完全可以“從進化論進到階級論”，完全可能為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而殫精竭慮，也完全可能產生對生命存在的思索，但所有這一切都應該從屬於魯迅自己的情感邏輯、思想邏輯與話語邏輯。我們隻有不斷“返回”魯迅的邏輯係統，才能獲得重新“進入”魯迅文學的通道。在這裏，最重要的並不是不同時代所流行的社會思想“時尚”，而是魯迅自己對人生、對文學的理解，是魯迅用自己的獨特語言所編製起來的精神形式。勘探魯迅文學的“原點”，應該是每一位研究者工作的重心。當然，真正的“原點”在很大程度上不過也是一種假設，然而，即便是對假設的“返回”，也比將作家比附於那些流動的“時尚”要可靠得多。
新的魯迅研究，需要繼續回到“原點”。
那麼，我們所尋找的“原點”是什麼呢？我想提醒大家重新回味魯迅的一個著名的自我表述：為人生。
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中，魯迅曾經有過一個著名的表述：“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在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裏，出於對“為藝術而藝術”追求的鞭撻，魯迅研究對這一表述有過反複的引證；新時期的思想啟蒙也顯然從魯迅所公開宣布的“啟蒙主義”中大受鼓舞。然而，傳統研究所設置的為人生/為藝術的二元對立，並不一定符合魯迅的初衷，因為，魯迅說了：“我深惡先前的稱小說為‘閑書’，而且將‘為藝術的藝術’，看作不過是‘消閑’的新式的別號。”在這裏，魯迅反對的其實是將小說作為“消閑”，而不是針對“為藝術而藝術”或“為藝術”本身，他另外也講過：“文藝之所以為文藝，並不貴在教訓，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還說什麼文藝。”新時期的思想啟蒙派魯迅研究主要致力於發掘魯迅文學的啟蒙價值，關於這些價值與中外文化的關係，特別是與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文化現代化的關係，凡此都可見相當豐富的闡發。但人們的研究“原點”卻常常還在中外啟蒙理性的本身，至少，“為人生”這一概念背後的因素並沒有引起更充分的重視，也沒有將它作為魯迅思想與話語的“原點”，進而延伸到對整個魯迅文學構成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