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的童年，會與一首歌曲有關，無論他生在城裏或是鄉下。歌聲像窗簾的繩子，一拉，就展露外邊的風景。這風景是童年的。
誇大一些說，每人在童年選中的歌曲、或者說歌曲選中的童年，都有某種神秘的味道。就像作家與給自己講故事的外婆的關係那樣。歌聲對兒童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最喜歡唱歌。唱歌對他們不是藝術，而是人生。旋律與歌詞在孩子的心裏會滋長發芽，最後成為一株占據心房的樹，蓬勃四張。
我曾見過搞政治的高官，聽到他童年時所鍾愛的歌曲時，臉上也露出孩子樣的表情，然後純潔地隨之哼唱。
這裏說的是一兩首歌，而不可能是人在童年唱過的所有的歌。
在童年，對我影響最大的歌是＜美麗的哈瓦那＞，它原本的歌名也許並不是這樣，但我喜歡這樣叫。這首歌的背景與60年代我國反美的政治形勢有關，這是後來知道的，但我厭惡知道這些。因為它與我同此歌的淵源相去太遠。
小時候，我是內向羞怯的孩子，即所謂“內宇宙”大於“外宇宙”的人。當我坐在家裏紅磚房的牆跟前時，冬夜我把被子蒙住腦袋幻想時，我趴在地下睽視一朵野花淺黃的葉瓣時，就唱《美麗的哈瓦那》：
美麗的哈瓦那，那裏有我的家；
明媚的陽光照進屋，門前開紅花。
這是多麼美好的歌曲，像從心裏淌出的泉水一樣，滴答滴答，盛滿了童年的夢。我不知哈瓦那是什麼，但那必是天堂。所謂美好，所謂幸福，莫過於這樣的情景：“明媚的陽光照進屋，門前開紅花”。我凝視早上射進屋裏的陽光，它們穿過方形的玻璃斜入，像電影院的光束一樣。窗上六塊玻璃必射入六束方正的陽光，中間相互隔著。太陽慷慨，每天給我同樣多的陽光。而我更加憧憬的，是別一種奇跡的出現：即在每一天早上拉開家門，會看到門口站立一棵與我一樣高的大紅花，我會摟住大紅花，和它貼臉。這棵大紅花是我的朋友，我的恩人和我的神。那時候，我打開門，陽光一擁而入，我因此用手遮擋眼睛的時候，都在找這棵大紅花。如果大紅花真的出現了，我會流下眼淚，對它說出心裏所有不想告訴別人的話。我認為，大紅花不是花池裏日日夜夜站著的那種花，譬如我家栽過的滿天星與江西臘。大紅花很紅，當然也很大。它要像遠道的親戚一樣站在我家門口的正中。
大紅花一次也沒有出現、然而我不失望。因為我唱一遍歌，它已在心裏出現了一次。
多麼純潔的旋律，它使每個孩子相信這些是真切不可懷疑的理想與現實，事實上我們從未懷疑過，美好是不可懷疑之物。對這首歌，我不知唱過多少遍。對未來的所有期望，這首歌都涵蓋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及其他，無非是純潔與美好而已。
音樂，作為一種訴諸聽覺的藝術，不僅能夠寄托美好，還可以承載憂傷。“文革”時，當我父親被關押起來之後，四口之人少了一人，我想念他（而不是思考他為什麼被抓起來）時，我一遍又一遍地唱這首歌，不覺間淚水充滿眼裏。
1989年，我見到友人閻江濱（他是北京的一位藝術家）。他說“文革”時，他的當旗委書記的父親被關押後，他和姐姐閻彩琴並肩坐在黃河邊上，對著又大又紅的殘陽，反複唱《美麗的哈瓦那》，唱到天黑時才回家。我震驚於這種巧合，也難以抑製眼淚。閻江濱和我一樣，隻唱（也隻會唱）此歌的第一段詞。下麵的詞是一些反帝內容。為什麼有許多像我這樣年齡並不大的人仇恨“文革”呢？因為社會在我們手上放上一碗純潔，又粗暴地將其打落在地上。我們（“文革”中剛剛懂事的孩子）曾哭著從地上撿拾過純潔的碎片。
什麼樣的歌有什麼樣的童年。童年如果唱“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也許性格會強悍，如果唱《四季歌》也許會纏綿，如果唱《聖母頌》也會過於脆弱。我猜測，中國一位美麗而天才的女小提琴家顧聖嬰，也許是唱“阿路裏亞”長大的，此曲有天國的精純透明，然而她在“文革”中自盡了。
我有時想，《美麗的哈瓦那》作為古巴國歌也是合適的，雖然它是中國音樂家李劫夫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