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一八”之後那悲慘的日子裏，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從十月二十一日開始，分期連載賀麟先生（一九〇二～一九九二）的長文《德意誌三大哲人處國難時的態度》。編者吳宓先生——既是賀的老師，也是此文寫作的動議者——特加按語說：“當此國難橫來，民族屈辱之際，凡為中國國民者，無分男女老少，應當憬然知所以自處。百年前之德國，蹂躪於拿破侖鐵蹄之下，其時文士哲人，莫不痛憤警策。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態度亦異。而歌德、費希特、黑格爾之行事，壯烈誠摯，尤足發聾振聵，為吾儕之所取法。故特約請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賀麟君撰述此篇。”（轉引自賀麟：《德國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爾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新版序，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九年版）賀麟多年在國外學習德國古典哲學，甫一歸來，即遭遇國難，他以此文來盡一個中國學人的職責，理所當然地受到歡迎。不久他又據此寫成《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的態度》一書，一九三四年由大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九年，該書略加增刪後以《德國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爾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為名由商務印書館再版。
雖然國難時期的學術仍然循其自身的理路和規範，但它確實應當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配合時代的要求。哲學家金嶽霖寫了一本西化色彩很濃的講形而上學的書，卻取了一個“論道”的古名。或問：為什麼要用這個陳舊的名字？他的回答是要使它有中國味。在當時的學人們看來，哪怕隻是一點中國味，也是對抗戰有利的。（參見馮友蘭：《懷念金嶽霖先生》，《三鬆堂全集》第十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一、哲人愛國的真相
不過，細讀賀著，除費希特之外，歌德、黑格爾兩人的愛國行動其實並不顯得特別“壯烈誠摯”。歌德的愛國業績是：戰前建議魏瑪公爵，或聯合德意誌諸邦協同抗戰，或解散聯邦以免戰禍。建議不被采納，法軍進入魏瑪後，王公貴族走避一空，隻有他鎮靜不動，處之泰然。開始時有法兵來其家騷擾，後來出現了一個仰慕歌德的法國軍官，不但保護了歌德一家，還派了一個藝術家來為他製了一個銅像模型。歌德趁機要求對方保護耶拿大學，使這所名校在戰亂之中也弦歌不斷。“綜觀歌德身當此國家大難的前前後後，我們知道他事先於戰與和雙方均預有主見，雖因格於形勢，未能見諸實行，但他以一文人地位而能出此，總可以算得‘謀國以忠’了。及眼見大難當前，別人莫不奔馳逃命，而他以一參議的閑職，乃能鎮靜以待，無所恐怖，為本地方維持幸福，不可謂非‘臨危毋苟免’了。”（《德國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爾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第六頁）賀說固然在理，但就其行為來看，似乎不能說歌德是什麼可敬的英雄。我讀此書時，真正感興趣的倒是法兵對文藝和教育的尊敬。黑格爾論著極多，其愛國行為卻也很少。法軍攻入耶拿的前一天夜裏（十月十三日），他剛剛完成《精神現象學》一書，“欲借以賣點稿費來維持生活”。賀麟把黑格爾處國難時的態度總結為：“（一）對勝利者拿破侖表示佩服，（二）與朋友寫信時發牢騷說俏皮話，（三）作小冊子不得發表，（四）當新聞記者不敢作社論，還有（五）向著軍人講禮義，（六）搶起稿本避難……如此而已。此外他對於國家的大難，實在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態度。”（《德國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爾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第二〇頁）第三點中所謂的“小冊子”是指：“聽說黑格爾為愛國心所激發，寫了兩本小冊子，說明德國衰弱的原因及複興的途徑。但因找不到出版處所，因此從未發表過。”（《德國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爾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第一九頁）這就是說，此時的黑格爾一方麵對拿破侖表示敬意，另一方麵卻在寫小冊子批評德國，似乎有幫助入侵者之嫌。
三哲之中，隻有費希特有驚人的表現。拿破侖兵臨普魯士時，費希特主動要求隨軍當宣講員，為此準備了《告軍人》的演講詞。此願為普王很輕佻地拒絕，他連當一個宣講員的資格都沒有獲得。法軍進入柏林後，費希特出逃，次年八月和議已成後回到柏林，如賀著所說“就好像被什麼天神鼓舞著似的，一心一意獻身國家，尋一死所”。當時一位出版商帕爾姆因發行愛國小冊子《深受屈辱的德意誌》而被法軍槍斃，費希特卻毫無畏懼，對勸阻他的友人說：“現在緊要的事情，是使國民自強奮發，至於我個人的危險，何足計較？！……假若我因此而遭不測，使我的家庭、我的兒子有一個殉國的好父親，我的國家，多一個好公民，那倒是我求之不得的呢！”（《德國三大哲人歌德 黑格爾 費希特的愛國主義》，第一九頁）從一八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到次年三月二十日，費希特在敵軍環伺之中公開發表演講《告德意誌國民》，號召國民接受“熊熊的愛國主義烈火”的考驗。他為此付出了過多的熱情，以至講演結束後大病一場。一八一二年，法軍衰象展露，普軍乘勢圖謀恢複，費希特再次要求當宣講員而不得，隻得以曾任柏林大學校長的聲望與地位而參加後備軍訓練處的操演，並再度在大學作《戰爭的意義》的講演。他的夫人在護理傷兵時驟染熱病，醫生都說無救。“費希特眼見得他的夫人在幾點鍾內就有性命的危險，但一麵他又須暫為離開她，往大學裏講兩小時的‘知識學’，心裏當感到萬分的難受。但那知當他兩小時課畢回來看視時，他夫人的病症的危險時期已經度過，不至於死。他感動驚喜之餘，不能自勝，跳到病榻上去擁抱著他死裏回生的愛妻狂吻一陣。據說，就因為這樣一來，他的夫人的病菌便傳染到他自己這大病初愈的身上，第二天，他的病態就呈現危險的征象……他死的時候是1814年1月27日夜間。”（轉引自馬采：《德國愛國哲學家費希特》，《馬采譯文集》，第二三四頁，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費希特既是殉職，也是殉國。
以賀麟對德國哲人們生平行事的熟悉，寫作這本數萬字的小書也花了半年時間，足見他確實是在仔細搜集三哲的愛國行為以為國人楷模。顯然，如果說三哲的行為不能使我們“過癮”，那不是他的責任。嚴格地說，除費希特外，以“愛國主義”來介紹歌德和黑格爾根本就是一件困難的事。認真研究他們在國難期間的言行態度，需要精嚴的傳記式研究。我想以賀著的書名“德國三大哲人處國難時的態度”為線索，簡要申述一下。
1.德國
歌德時代，並沒有一個作為國家的“德國”，可以用來指稱後來德國疆域的名稱是“神聖羅馬帝國”。這是一個沒有共同政府和法律的鬆散聯合體，當拿破侖一八〇六年以武力結束其命運時，這塊包括大約二百五十個“邦國”和無數騎士領地的德意誌版圖就像一張瘋狂的床罩一樣，很多“國家”各有自己的軍隊、幣製、宗教、風俗和服裝，小邦分裂且殘殺頻仍。除了作為“神聖羅馬帝國”的一分子，它們之間唯一的共同點是使用路德以來的近代德語。嚴格地說，德意誌是有民族而無國家，賀麟在出書時把報上發表的《德意誌三大哲人處國難時的態度》的標題中的“德意誌”改為“德國”，是不準確的。
山河破碎，政治專製，民生凋敝，德意誌正像恩格斯說的“一切都爛透了”，是“奧吉亞斯的牛圈”。從十八世紀的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一七二九～一七八一）開始，這個民族每一個有思想的人，無不對自己的民族感到絕望；沒有一種進步的潮流不以批判專製體製為前提。三大哲人此時都生活在魏瑪公國，但他們都是外來者：歌德是法蘭克福人，一七七五年應公爵之邀到魏瑪；黑格爾是符騰堡人，一八〇一年到耶拿大學；費希特是薩克森人，一七九四年到耶拿大學。當時的魏瑪“全國”隻有十萬人，“首都”隻有六千人，街上到處是牛糞，當時慕名而來拜訪歌德的歐洲精英們，無不為詩人生活在這樣一個環境而驚訝。詩人維蘭（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一七三三～一八一三）在《論德意誌愛國主義》一文中說，在德國至多隻能提“邊境地區的、薩克森的、巴伐利亞的、符騰堡的、法蘭克福的愛國者”。“但是，德意誌的愛國者在哪兒呢？誰指給我們看了？他們做了些什麼？還能期待他們做什麼？”（轉引自萊奧·巴萊特、埃·格哈特著，王昭仁等譯：《德國啟蒙運動期間的文化》，第一五三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〇年版）隻是在反抗拿破侖的解放戰爭中，普魯士作為全德最大的邦才成為德意誌民族統一的象征，並終於在一八七一年排除了奧地利，領導了德意誌諸邦的統一。在此之前，德意誌哲人們實在是無“國”可愛。
2.三大哲人
“三大哲人”同屬代表德意誌文化巔峰的古典文化群體。因為在德意誌無“國”可愛，古典文化的大師們，如戲劇家萊辛、哲學家赫爾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一七四四～一八〇三）、詩人維蘭等都自稱是“世界主義者”、“世界公民”，他們認為自己首先是世界公民，然後才是國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德國人。這一觀念在康德的《世界公民觀點之下的普遍曆史觀念》中得到深刻的哲學論證，又在席勒作詞、貝多芬作曲的《歡樂頌》中獲得卓越的審美表現。在萊辛看來，政治愛國主義是一種不可理解的感情；赫爾德則聲稱：“在一切形式的自豪感中，我認為民族自豪感是最愚蠢的。”（參見丁建弘、李霞：《普魯士的精神與文化》，第八九頁，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德意誌古典文化的代表人物，基本上都不能籠統地稱為愛國者。
與歌德齊名的詩人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一七五九～一八〇五）在一八〇五年時已經逝世，國難期間再也聽不到他的洪鍾大呂。可以肯定的是，他從來也不是狹隘的愛國者。一七七九年十月，他在一封信中說：“為單獨的國家而寫作是不足取的理想；對一位哲學家來說這樣的藩籬難以容忍。……曆史學家僅為在文明進展上具重要因素的國家而激奮。”（轉引自威爾·杜蘭著，幼獅文化公司譯：《世界文明史》第十一卷上冊，第六五二頁，東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在另一處，他又說：“我作為一個不替任何君王服務的世界公民而寫作。我早就丟掉了祖國，以使拿它換取全世界。”（轉引自科·S。平森著，範德一譯：《德國近現代史》上冊，第二九頁，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七年版）席勒的哲學老師康德同樣沒有活到國難時節，但康德晚年津津樂道“永久和平論”，其含義是指人類經過自然階段後所達到的世界公民狀態下，消滅民族競爭實現國家的普遍聯合，其可能性條件是建立一種公正的國際法律，人類從此進入一種持久的和平之中。從他們堅決否定民族主義來看，席勒和康德即使活到國難時期，也不大可能指望他們會有什麼像樣的反法愛國行為。古典哲學的另一個大家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一七七五～一八五四），得知法軍入侵的消息後曾激動地說：“大部分時間我神不守舍，魂係遠方……我生平第一次覺得，握劍勝似握筆一千倍。”他也曾計劃寫一篇小東西來召喚民族自豪感。然而，民族的需要並未能把他從正在進行的學術論戰中召喚出來，“小東西”並未寫成。而且，雖然巴伐利亞在一八〇五年秋成為法國的同盟，雖然謝林因此而對慕尼黑懷有反感，但他仍然留在“淪陷區”，並積極爭取成為慕尼黑科學院的院士，沒有因為愛國就改變自己的生活計劃。（參見阿爾森·古留加著，賈澤林等譯：《謝林傳》，第一八〇～一八一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〇年版）
算來算去，古典文化的代表人物中，也隻有歌德、黑格爾、費希特三人較能與“愛國主義”掛鉤。
3.國難
當法國發生政治革命時，德意誌發生了哲學革命。通過哲學論著和文藝作品，德意誌精英分子表達了與法國革命同樣的精神追求，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法國革命的同情者和頌揚者。康德砍下了上帝的頭顱，歌德、席勒的作品表達了自由解放的理想，費希特因為宣傳無神論而於一七九九年被迫放棄耶拿大學教授的職位，少數激進分子甚至要求在德意誌直接模仿法國人的行動。然而，一七九三年之後，被誇張了的“九三年恐怖”冷卻了德意誌心靈，當年的歡呼一轉而為批評，革命仿佛成了洪水猛獸。這時的情況是：“沒有一個國家自發地效仿法國；傳播法國革命原則的，就是法國的軍隊。”（喬治·勒菲弗爾著，河北師大外語係翻譯組譯：《拿破侖時代》，第七頁，商務印書館一九九七年版）大革命的原則，隻是因為拿破侖的軍事入侵，才成功地向歐洲輸出。伴隨著法軍鐵蹄的，不隻是強權和壓迫，還有自由、民主和法製的大革命理想。一個又一個由舊君主、舊貴族壟斷的專製政體，在被改造為打上拿破侖家族印記的王國後，走上現代化進程。德國東部的萊茵蘭地區，就因為接受拿破侖的統治達二十年之久而成為德意誌版圖上最進步的地區，先進的“萊茵文明”是拿破侖的功勞。而且主要是因為喪權辱國的羞恥感和法國革命後新的社會政治體製的示範，才使施泰因（Heinrich Friedrich Karl Frhr Stein，一七七五～一八三一）、哈登貝格（Karl August Hardenberg，一七五〇～一八二二）、洪堡（Wilhelm von Humbolt，一七六七～一八三五）等眼界遠大的政治家們認識到德意誌舊的政治/經濟/文化形式已腐朽不堪，德意誌要想生存就必須進行改革。這就是被恩格斯稱為德國“資產階級革命”的“開始”的一八〇八～一八一三年的普魯士改革。改革是如此符合曆史趨勢，以至於在“神聖同盟”的複辟期，君主們也未能完全恢複舊秩序。因為拿破侖有此兩麵性，進步的德國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崇拜者，而反對他的，基本上也都是反動的專製主義者。在這個意義上，一八〇六年耶拿之戰，不隻是德意誌諸邦毀滅的日子，也是德意誌民族新生的開始。對行將被消滅的專製政體和當朝權貴而言，拿破侖是“克星”；對德意誌民族的現代轉換而言，拿破侖則是推動力，不宜籠統地稱之為“國難”。
4.態度
明智的人往往歡迎德意誌諸邦的戰敗，因為他們早就要求改造這個國家。處於戰爭旋渦之中的歌德實際與戰爭保持距離，像一個中立者那樣靜觀戰事的進程，他明確認為耶拿之役不是恥辱而是曆史新紀元的開始。為了感謝已經和他一生活了十八年的克裏斯蒂娜（Christiane Vulpius，一七六五～一八一六）在法軍騷擾麵前的勇敢行為，歌德決定與之正式結婚，戒指上鐫刻的日期是十月四日，即拿破侖大敗普魯士的這一天。歌德以此方式把國殤日化為喜慶時，透露出他對普法戰爭的真正態度。此前他認為拿破侖是製服了法國革命的人物，現在卻認定隻有他能使四分五裂的歐洲大陸恢複秩序。一八〇八年，拿破侖在愛爾福特召見歌德，以“你是一個人”開始，談到了《少年維特之煩惱》、政治即命運、戲劇等等，歌德把這一次會見看作他漫長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黑格爾正忙於結束《精神現象學》的寫作。美國學者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在《黑格爾：一種新解說》中有一段詳細的介紹：根據與出版商的約定，“如果黑格爾到10月18日還拿不出全部手稿，他個人將支付全部印刷版本費。……在最後期限之前的10天，黑格爾寄予出一半手稿。這時拿破侖大軍入境……10月13日占領了耶拿城。從12日到13日晚，黑格爾完成了全書。一想到寄出的一半手稿可能中途遺失，他就不寒而栗，猶豫著不敢把後一半手稿寄出去”（沃·考夫曼著，張翼星譯：《黑格爾：一種新解說》，第九四頁，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生存危急之秋，黑格爾最關心的是自己的著作。直到十月三十日，他還在通信中說：“從各種跡象看，我很擔心星期三和星期五寄出的稿件是否能夠收到，若真如此，我的損失就太大了，我的其他熟人們都沒有什麼損失，難道就該我一個人受損失嗎？”（苗力田譯編：《黑格爾通信百封》，第二〇五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無論如何愛國，以黑格爾一介書生也不能挽狂瀾於既倒，但《精神現象學》確為西方曆史上少有的幾種最重要的論著之一。如果說學術是天下公器的話，那麼我們不能對國難當頭隻想著自己的著作的黑格爾有任何淺薄之議。賀著沒有提到的是，黑格爾此時還得為一件純個人的事情焦心：他的私生子路德維希快要出生了，而考慮到那個時代的成見，黑格爾正極力忘記這一韻事。（參見《黑格爾：一種新解說》，第九四～九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