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夏濟安的一篇名作的題目來談論這部非常出名、風靡海外二十多年的愛情日記，不隻是簡單的套用，而是想由此追溯這本日記得以寫成的“主語”。本來，在愛已簡化為歡娛的性和輕鬆的遊戲的今日，那種充滿深創痛楚和不妥協的自我拷問的“夏濟安式”的愛情顯然是令我們難堪的，同時也是不合時宜的。畢竟，愛情有其歡愉的方麵或時刻，與之相反的一極如果不伴隨或通向希望，我們有什麼理由把它當回事？不過，當夏濟安以追求愛情為由，實際上卻是在從事自我檢查和鞭笞，把因此而來的一切焦慮、緊張、幻想、自慚、虛榮等等全部剖白出來時，我們其實不是在讀愛情日記，而是在欣賞一出二十世紀敏感心靈的戲劇。他的胞弟，也是這本日記的公開者夏誌清有這樣一段比較說明：“魯迅的日記最簡略，是一本流水賬；胡適的《留學日記》差不多完全記錄自己智能的發展，學問的進境，很少提到他的情感生活；鬱達夫的《日記九種》，以內容而言，無所不包，在形式上最近我哥哥的日記。但鬱達夫舊式文人習氣太深，雖是個‘浪漫’作家，所表現的精神是‘醇酒婦人’式的‘浪漫’，的確有些‘頹廢’的味道。濟安的日常生活一點也不浪漫，但他對R。E。的那種一往情深的苦戀，可能代表了真正的浪漫精神。他的浪漫主義裏包涵了一種強烈的宗教感：不僅濟安把愛情看得非常神聖，他的處世態度和哲學都帶有一種宗教性的悲觀。而這種宗教性勇於自省的精神，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裏，是絕少見到的。”
沒有人完全沒有自我意識和自我反省，生命的每一天，我們都在勞心費力設計自我、安排生活、創造希望，我們永遠得小心翼翼地嗬護著“自我”。但自我意識和自我反省一旦具有宗教意義，那就意味著，被呈現的自我就隻能像夏濟安敘述的那樣卑微脆弱，那樣的不可愛不可信。確實，在全知全能、至善至美的上帝眼中，不但人的存在有多大價值是可疑的，而且人的形象也是相當可憎的。夏濟安不是在寫“懺悔錄”，但他所坦露的“我”實在比文化史上眾多的懺悔錄更為率真沉痛，如其所是，因為他從來沒有找到通向天堂的路。
這當然不是夏濟安想要給我們留下的形象和心靈，因為他並非為了公開才寫日記，因為他隻是自然而習慣地記下他戀愛期間的心路曆程。盡管他沒有忘卻動蕩的時局並有事後證明是準確的預言，但遭逢中國曆史上戰爭與和平較量的一九四六年，夏濟安沒有為政治風雲攪動，沒有關注“天崩地坍”的國家大事，當他在英文作文課上認識並愛上了他的學生R。E。後，除了讀書教學寫小說的日常課程，能夠讓他耿耿於懷的，就隻有愛。我們當然說可以說這是自我中心，問題是在陷入愛的羅網後，夏濟安已不再擁有一個以之為中心的“自我”，其“自戀”和“愛”的衝突，以及由此而來的對自我的粉碎性解剖和徹底的不信任，足以使他的人格不再完整，使他的“自我”受到威脅。
自我折磨常常是美好愛情的開始。“我很想要她，而如果我有勇氣表白的話，她也可能成為我的。可是不然！我保持著沉默，除了上帝之外，我的秘密也不能告訴任何一個人。我沒有跟隨任何人談起。而上帝既不如我想象的那樣把我擁向她，也沒有她帶給我。我隻能默然受苦，還要裝出開心的麵孔來。……為什麼我這麼難擺脫我疏懶的習性呢？好像很可能我會一直做一個單身漢；要真是這樣的話，我不會比一個老處女更快樂。”（一月十六日）這是青春時節雖為難卻快樂的體驗，然而，向R。E。表白愛意的信還未寫好，夏濟安的心思卻變了，困難的不是她是否也愛他，而是他是否真的愛她、是否應當追求也很可疑。然而，夏濟安又並不因此而罷手。二月十三日，隻是因為R。E。對他說了一句師生之間的普通的話，整個上午他都精神振奮。是希望又回來了嗎？第二天，他就提醒自己：“即使追求成功了，我懷疑是否真能給我快樂，因為如果結婚以後自己會不會全心全意地把自己供奉給她。”假如她不能占有自己的全部身心，那就有可能在其他女性身上找滿足，這樣既對不起對方又對不起自己。疑慮在加深，三月十四日，夏濟安又大徹大悟：“我對她並沒有愛。現在即使別人來撮合，甚至她自己來追求我，我都無動於衷了。”三月二十八日又感到：“我受別人一捧，洋洋得意，就變得好象在天堂一般，別的需要可以一概沒有。所以今天早晨上課稍為成功一點，就可以把我最心愛的女人都忘掉的。……我如此看得起她，幾乎肯把全部身心獻給她，隻要她肯接受，她偏偏還不來我的課。她給我這樣的侮辱，將來即使我們成為夫妻，這個芥蒂也難消掉。”然而，夏濟安沒有真的放棄。三月二十九日，忽又無來由地“愛念大作”，次日在路上他回頭望她時發現她也回頭看他，他又覺得“愛情前途大為樂觀”。高興沒幾天，因為幾天沒有見到她，四月五日又覺得“追求可能使我絕望。不追求，我還有希望”。所幸的是四月二十二、二十四日，R。E。終於正式登場，兩次到夏濟安的宿舍晤談，時間不長卻使夏濟安激動無比。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夏濟安如約來到她的宿舍。這是我們期待許久的戲劇性時刻，隻要這一次成功了，此前的一切反複、一切“然而”都將化成美好的回憶。“然而”不，一場耽擱了許久的愛情表白，卻令人納悶地以他們的爭吵而結束。何以爭吵以及爭吵的具體過程，日記中都令人遺憾地沒有記敘。
基實，無須遺憾。關於這場爭吵，我們實在已不再想知道了。因為夏濟安的愛根本就與愛、與她無涉，除了這次爭吵，夏濟安的一切瞻前顧後、患得患失，沒完沒了地自我設難和埋怨對方，都是一出心靈戲。重要的不是夏濟安對愛情能否成功的擔憂，而是夏濟安對自己始終沒有把握；不是對能否贏得這份愛的猶豫，而是對自我的懷疑和不安；而且他不是想方設法用語言和行動來排除困難、消除痛苦，而是對此困難和痛苦的耽溺品賞。他曾誇張地說：“我有足夠的幽默感，無論怎樣的痛苦都能忍受的。”（一月二十五日）但事實上，這大半年日記中從來就沒有“足夠的幽默感”。假如其中確有過一絲因愛而來的明朗和喜悅，那麼它一定不會持續數日就立即被種種無端憂懼和恐慌所重壓。如果說“我理想的戀愛，是同一個愛人逃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去，或則幹脆一同蹈海而死”（二月二十三日）的表白是浪漫主義的極致，那麼“失敗了我不會自殺，也不會頹喪，但是我將益發逃避人世，躲在自己的小圈子裏。我的頭發將像一蓬草，我將永遠不敢穿漂亮的衣服，破大褂布鞋將是我日護身符，躲在它下麵才覺得安全”（四月十九日）的心態，卻是把愛當成宗教了。一個把愛看得如此嚴重的人，幽默感從何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