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上河頭鎮中河頭村人。父親維禮，以使船積蓄興辦“三河頭小學”。幸生幼時即就讀於該校，並在191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直隸省立第一中學即今天津三中。他聰穎、雄辯、擅寫作、有大誌。
1919年與學友於方舟等組織“新生社”，他任《新生》雜誌主編，宣傳革命；1922年，經羅章龍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12月，他與鄧穎超等人當選“天津國民促進會”起草委員；1927年四、五月間，他作為天津代表出席中共“五大”；8月出任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長兼北京市委組織部長，其間在北京大學選聽一些課程，以學生身份為掩護，從事黨的工作；9月由蔡和森介紹並證婚，與張作霖的貼身秘書、共產黨員董季皋之女董恂如結婚。幸生是天津早期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工人運動的傑出組織者和領導者。1921年冬，地方當局向農民無理收繳“燒炭稅”和宰豬的“割頭稅”，幸生組織鄉親據理力爭免除，並代寫了訴狀，到天津縣政府打官司，終於取得了鬥爭勝利！
1925年上海“五卅慘案”後，幸生組織“天津總工會”並任負責人，領導了長達3個月的天津海員大罷工，致使6艘英輪無法開動，港口陷於癱瘓。他還參與寶成、裕大、裕元、北洋紗廠等共2萬餘工人大罷工。當裕大紗廠數千工人欲往集會地時，軍警堵門打人，憤怒的工人搗毀了工事房和機器，於是釀成天津“砸裕大”事件。極大地鼓舞了產業工人的昂揚鬥誌，打擊了反動當局的囂張氣焰！
1927年10月17日，在幸生去找北京市委聯係工作時，不幸被東北軍政權逮捕。安幸生麵對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叛徒李渤海的出賣和嚴刑拷打，大義凜然地宣稱：“我信仰共產主義，是在中山先生聯共政策下加入中國共產黨，別的無可奉告！”遂於11月11日夜，在安定門外箭樓西側被秘密殺害，他齎誌而歿，年僅25歲！
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安幸生等18烈士遺骨安葬儀式上，周恩來親自與董恂如抬著安幸生的遺骨盒步入墓地，並深情地說：
“我們倆人好好抬著我們的戰友、同誌、親人吧！”
1986年9月14日，鄧穎超親筆題寫了“安幸生烈士紀念碑”碑文。1997年安幸生烈士故居，被辟為“天津市青少年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這就可以讓他的感人業績和革命精神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第五位：遊泳泰鬥穆成寬。
1908年生於回民聚居天穆鎮的穆成寬，是威震海內外的泳壇名門穆家軍的鼻祖。他少時，拜武術名家陳國政為師，同時在村邊的坑塘和北運河裏練就一身好水性。後來他去遊泳池觀看比賽，潛心研究運動員動作；又買來日文版遊泳書，晚上請人翻譯講解，此後泳技大進、電影《水上春秋》的主人公原型就取材於此。
1935年8月，天津第一遊泳池的前身西人俱樂部，舉辦“萬國遊泳賽”，恰逢成寬路過，遂報名參加100碼仰泳和400碼自由泳比賽。賽前別人都活動身體，唯成寬閉目凝神做氣功。比賽一開始，他即飛速魚躍入水，一氣兒潛泳30餘米才露出水而，頓時激起全場觀眾驚呼，結果他兩項都奪冠軍！《東亞日報》載文說：
“穆成寬為華人吐氣，壓倒西人！”
英國的《泰晤士報》則稱：
“在天津萬國遊泳比賽中，來了一個棗紅色皮膚的野人，把兩項錦標拿走了！”
1937年7月14日，在第一公園遊泳池即現在的第四遊泳池舉行的天津市公開遊泳比賽中，他榮獲高級組200米、400米、800米、1500米四項第一名；1941年8月23日，天津西僑遊泳會，在西人遊泳池即今第三遊泳池舉辦國際遊泳比賽，他刷新400米自由泳全國記錄，名噪泳壇！
天津解放後，成寬被聘為天津5個遊泳池的主管和教練。黃敬市長親切接見並勉勵他發揮特長。他昂然表示決心：
“我要把全部精力貢獻給祖國的遊泳事業，為中國在國際泳壇爭得一席之地！”
他躬行了自己的諾言，即使在“文革”中被貶去掏糞種地、燒鍋爐，他仍利用院內水坑，輔導30多名職工子女進行訓練，其中有個叫田良的孩子，後獲漢城亞運會400米混合泳銅牌。
他1978年恢複工作後，受聘河北省遊泳隊總教練。為振興祖國泳業，他以年逾古稀高齡，整天奔走於保定、安新、雄縣等地，精心培養了百餘名遊泳訓練員，僅在白洋澱周圍就建起18個遊泳點，參訓者超過4000人。在30多年間，他培養的得意門生王大力、夏複傑、錢紅等共獲國家以上冠軍30多項——為祖國和天津爭得了殊榮！
成寬有4子4女，侄輩數人，受其影響、特別是得其真傳，多成體育界名人，尤其在水、泳項目上建樹頗多。其次子祥雄，5歲學遊泳，曾獲天津市兒童組個人遊泳總分第一名，被譽為“遊泳神童”；在1958年至1959年中，他曾先後3次打破100米蛙泳世界紀錄，被譽為“蛙王”。
第六位：登高英雄楊連弟。
楊連弟於1919年生於北倉村。他苦難的童年，是伴著南流的北運河匆匆逝去的。因家境貧寒，他14歲就不得不負起養家的重擔，他給人幫工種地，站櫃台當夥計，15歲到鞋廠當學徒。他為人勤快、心靈手巧，幹什幺都是好樣的。日寇侵占天津後，他到城市蹬三輪時，被日偽當局抓去當電業工人，登高架線，艱辛而又危險。這含辛茹苦的歲月，磨礪了他訥言敏行的剛毅性格——解放後被部隊首長和戰友們譽為“楊連弟性格”。
1945年8月19日，當我軍攻占日偽盤踞的楊村火車站時，連弟正在附近架線。八路軍頑強的作風、嚴明的紀律和高尚的人品，使他油然生出敬慕之情。從此之後，總是向往著去當一名人民子弟兵。
1949年3月初，楊連弟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為鐵道縱隊橋梁大隊的隨軍職工，3月16日改稱鐵道兵兵團。當年8月，即以驚人的智能和勇氣，在隴海路八號橋上，創出了令人驚歎的奇跡。八號橋橫跨洛陽至潼關段觀音堂以西的兩山之間，巍然聳峙，極其艱險，橋高45米，為當時全國之最，是1922年由法國和比利時專家共同設計，曆時4年建成。抗日戰爭期間被破壞，國民黨政權曾請美國工程使團費時兩年也未修好，又在倉惶逃竄時將橋徹底破壞，隻留下5個高低不平的橋墩。當地有這樣的民謠：“八號頂，八號頂，失足摔成餅！”道出了環境的險惡。為挺進大西北，解放軍鐵道兵兵團給楊連弟所在的團修複時間隻有3個月。
怎麼辦？有著特殊思想政治優勢的我軍，當然也包括這個團。楊連弟積極響應團黨委“把光榮的名字留在八號橋上”的戰鬥號召，卓有膽識地提出“架單麵雲梯”的方案，被采納後，由楊連弟率領18位登高勇士，予以實施。他們利用鐵夾板搭起的雲梯節節升高，經過4小時極其艱險的高空作業，楊連弟率先登頂，當鮮豔的紅旗在巍峨的墩頂獵獵飄揚時，橋下一片歡騰，都為“神兵上天梯”的驚險壯舉而讚歎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