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的人口戰爭依然是在“人口控製派”和“反人口控製派”之間進行的，實際上也就是讚成與反對計劃生育之爭，其形式是兩派人士各自在不同媒體發表的各自對人口問題的看法。現將兩派論點分別進行介紹。
一、反人口控製派的觀點
1.梁中堂：接受《紐約時報》記者Sharon LaFraniere的訪談（2011年1月12日）
Sharon LaFraniere（以下簡稱S）：許多亞洲國家的婦女生育率近些年都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而呈現了下降的態勢，您是不是認為中國的計劃生育是不必要的？
梁中堂（以下簡稱梁）：我把避孕和節製生育歸結為資本主義工業化的產物，隨著現代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們選擇過一種避孕和節育的生活，婦女生育率的下降就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了。所以，不僅亞洲國家，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呈現這樣的態勢。發達國家工業化來得早，生育率下降過程也要早些。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後，都出現了生育率的下降，其中有些國家，比如泰國甚至於比中國的下降速度還要快。
S：這是否意味著生育政策是沒有必要的？那為什麼要製訂“一胎化”政策？
梁：一項政策的出台和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物一樣都是有其具體的原因的。30多年前的中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製度，計劃經濟體製被當作是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社會主義公有製曾被中國人當作最先進的社會製度。但是，在社會主義優越的製度下，為什麼經濟社會發展緩慢，發展中會麵臨那麼多的困難和問題？在當時的具體環境下，人們還不會懷疑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體製有什麼問題，於是，在經濟和人口這一對矛盾中就把問題的原因歸結到人口方麵。
S：為什麼改變“一胎化”政策這麼難？
梁：政策和製度屬於上層建築和意識形態，其產生和消除都具有相對的滯後性。一項政策產生以後，如果再去改變它，勢必涉及社會不同集團之間的利害關係，再去消除必定有一定的阻力和難度。計劃生育推行了30多年，全社會幾乎不加批判地接受了經濟社會發展就必須減少人口，總是害怕取消了“一胎化”的現行政策再出現高生育，影響經濟社會的發展。
S：我們曾采訪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相關人員，他們說1.8的生育率不能再低了，再低會對國家經濟發展不利。
梁：1.8、1.9的生育率，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說了10多年了。主要問題是2000年那次人口普查並不是十分準確，這之後又過了10多年，現在沒有接近實際的、可靠的人口數據了，尤其是與生育指標相關的數據。
S：那您認為中國現在的生育率是多少？
梁：因為沒有可靠的數據，我也不知道是多少。
S：您為什麼選擇翼城縣作試點，試點的研究結果是什麼時候出來的，為什麼去年才公開？
梁：在翼城縣作試點最初是由山西省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領導提出來的，我經過調查後認為它可以代表中國大部分以農村為主的縣份，至少在中國的北方具有代表性，所以就決定在那裏試驗了。至於試驗的結果，其實在不同的階段都有有價值的數據的。我從來不用計劃生育管理部門的數據，而是習慣用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人口普查數據說話。前麵說了，我對2000年的數據質量是持基本否定的態度的。所以，我在使用2000年數據時總是聲明僅僅在比較意義上才有價值，即把翼城縣和山西省、全國做一些比較，按照這次普查的數據比較，它僅僅具有相對性。而實際上1985年試驗以來的不同時期都有有價值的結果，包括我在內的人口學界不少的人在90年代都曾經用1990年的普查數據做了許多研究。
另外，翼城縣的試點也不是去年才公開的。1985年7月份試點後，同年11月份新華社就給中央作了報告，這份調查稿後來刊登在當時發至縣團級的“內參”上，應該是全國都知道了。1986年春節期間，全國人大法工委的王文同誌也寫了一篇很長的調研報告，送交黨中央、全國人大等領導人。前些年《瞭望東方周刊》《中國新聞周刊》都有過長篇報道。20多年來，國外的不少人也是很了解的，美國等國家的人口學家一直在關注這個試點的結果。2007年以來，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加拿大《多倫多星報》、英國《泰晤士報》，以及瑞典國家電視台、西班牙電視台、美國電視台和公共媒體，等等，都對其作過采訪和報道。
S：我們曾采訪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相關領導，他們表示翼城縣代表不了全國，如果全國實行這個辦法，人口就會出現大幅度增長。
梁：之前的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領導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等媒體的采訪時說，翼城縣做得好是由於有專家的指導，這是關於試點是否具有普遍性的問題。這一認識我在進行試點的初期就意識到了。那時我就說過，如果翼城縣的試驗離開我梁中堂就得不到成功，這個試點就沒有任何意義。所以，我對該縣的曆屆縣委書記和縣長都在講一個觀點，翼城縣實行“晚婚晚育加間隔”的政策，對於全國是試點，對於你們是自己的工作。
我認為，翼城縣對於全國具有很典型的代表意義，所以才選擇在那裏做試驗，實驗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全國推行。我們知道，人口出生、死亡等方麵的變動在沒有特殊的、外在的因素幹預的情況下，是由人口年齡和性別結構所決定的。我對照和比較過翼城縣和全國的主要數據，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翼城縣和全國的人口年齡、性別結構都十分的吻合，翼城縣的人口自然構成簡直就是一個微縮了的中國。另外，如果把節製生育和婦女生育率下降當作是現代化發展的結果的話，那麼翼城縣的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構成一直比全國平均水平還要低。在這種情況下，翼城縣試點是有可能在全國有效推行的。
S：翼城縣有比較正常的性別比，為什麼全國的性別比問題很嚴重？
梁：需要說明的是，計劃生育政策是導致了一定程度的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但是，實際狀況遠遠沒有統計數據所反映的那麼嚴重。那是統計數據上的性別比，而不是實際發生的性別比。由於絕大多數地方的基層幹部和超生的群眾都用瞞報漏報的方式默認了超生的女孩，中國實際的性別比狀況要遠遠低於這些數據。過於懸殊的出生統計性別比不是生育政策造成的，是瞞報漏報的結果。不僅在翼城縣，在那些生育政策比較接近群眾生育意願的地方，都有比較接近正常的性別比，譬如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中對於少數民族較為寬鬆，所以不僅內蒙、西藏、寧夏、新疆的4個民族自治區有比較好的性別比數據，在少數民族人口比較高的雲南、貴州、青海等幾個省區也有比較好的性別比數據。與此現象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人口數超過1000萬的壯族執行與漢族一樣的政策，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數據就不好。所以，性別比是與計劃生育政策相關的統計數據。
S：現在是不是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呼籲和支持提高生育率？
梁：中國的經濟學家基本上都不涉及人口和人口政策問題的研究。近年倒是有一位叫程恩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標新立異，衝出來呼籲政府執行比現行生育政策還要嚴厲的“一胎化”政策。順便說一句，我既不同意政府限製人口，也不主張刺激生育率和增加人口。我認為生育問題是每個家庭的私事，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應該由當事人自由決定的事情。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發展得快還是慢，都是由經濟而不是人口因素決定的。一個國家的先進與落後，是曆史發展的結果，是由其經濟生產力及其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關係和國家政治上層建築即經濟社會製度和體製決定的。人口的多少，老百姓生孩子與否，與社會的發展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我是經過長期學習和研究才從主張和支持現行的計劃生育轉變為反對的，我是通過學習和研究實現轉變的，它來之不易。所以，我有責任和義務講出我應該說的話。
S：但是為什麼河北省承德縣的“二胎試點”性別比卻是失衡的？
梁：承德並不是試點單位。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國的計劃生育政策控製得是很嚴格的，80年代中期的試點都是經過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批準並由各級政府嚴格掌握和管理的。那時全國的試點單位最多的時候曾經有45個縣，但隻有翼城縣一個是屬於允許農民生育二胎的試點。1987年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翼城縣召開過一個“全麵貫徹農村生育政策研討會”，屬於現場會議的性質，全國共有12個縣和酒泉地區參加，算是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參加會議的單位普遍允許農民生育二胎的認可。但是，1988年準備在全國正式實行“女兒戶”政策後，經過整頓的全國各類試點單位隻剩下13個。在13個試點單位的名單中，其中河北省有平山縣、南宮縣，屬於試行分類指導的。承德沒有參加翼城縣的現場會議，也沒有進過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的試點單位的名單，所以就不可能有比當時絕大多數地方更為寬鬆的政策。據我所知，承德那個時候實行的是一種在“女兒戶”基礎上的“分類指導”的政策，而不是普遍允許農民生育二胎的政策。
2.易富賢：《大國空巢》簡介
易富賢先生持“反對人口控製”的觀點，著有《大國空巢》一書，並提出“三胎論”。此處摘錄其作品《大國空巢》中的部分文字，以闡述他的觀點。
人口再生產是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基本支柱：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一是人口再生產，二是物質再生產。……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無從談起。要保證人口相對於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在目前發達國家的壽命和死亡情況下，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的生育率為什麼不是2.0？那是因為在正常情況下，出生男孩、女孩的比例約為102～107比100，另外還有一些婦女在生育前死亡）；……那麼，在不考慮中國奇特的出生性別比的情況下，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就不是2.1，而應該在2.2左右；考慮到出生性別比失衡，中國的世代更替水平應該在2.3以上。考慮到至少存在著15%的不生育人口……有生育能力的主流家庭需要生育三個孩子……換句話說，一個正常的社會應當是主流家庭生育四五個孩子。要是一個國家主流家庭養不起三個孩子，就表明這個國家已經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由於人口的持續老化，社會將難以發展。可見，不要說我國有13億人口，就算有130億人口，如果不保持合理的生育率，也很容易下降到幾千萬甚至滅亡的。……倘若徹底停止生育，到2100年中國也該亡國滅種了。（摘自書中1～3頁）
人口爆炸導致科技爆炸：科技進步、生活質量的提高遠快於人口增長，這也是為什麼人口不斷增加，而生活水平反而不斷提高的原因。……目前看起來，好像能源問題很大，但這隻是暫時的問題，並且中國因為有豐富的煤炭和水電資源，能夠熬過去（中國熬不過去，其他很多國家更加熬不過去）。通過減少人口來提高人均資源完全行不通，即使成功地將人口控製在“適度人口規模”的七億，仍然有常規能源用完之虞。所以將能源資源作為控製人口的依據，是不充分的，沒有說服力的。……誰能保證假設計劃生育減少的數億人口都是社會渣子？實際上，他們中少數人的科技成果不但足以養活他們這個群體，還能使得全人類受益。……近兩百多年的“人口爆炸”導致了“知識爆炸”和傳播速度的加速，科學技術以史無前例的速度發展，新科學技術迅速地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因為誰都知道在現代社會，競爭現有資源隻是暫時的，長遠看，開源比節流更重要，隻要科學技術在進步，自然資源永遠也不會枯竭，人口減少意味著開源的智力減少。中國人口減少對全世界來說也是悲劇。（摘自書中142～148頁）
誰曾斷言中國人口上限：美國人口學家科恩J。E。Cohen於1996年出版了專著《地球能養活多少人》，書中對人類在近四百年來對地球承載能力的研究進行了總結。……這些估計數的差別大得驚人，從最低的不到十億到最高的超過一萬億。……對中國人口發展影響最大的是宋健，因為他的人口控製論是1980年代中國開始實行嚴厲計劃生育政策的理論依據。1981年宋健、田雪原等得出中國適度人口應不超過七億的結論，並把七億作為中國人口發展的最終目標和最佳方案。……令人驚訝的是角度不同、方向各異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結論：中國最大人口容量約為15或16億人左右，而超過18到20億人，可能使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遭到災難性的打擊。……現在回過頭來檢驗這些學者的預測，發現他們的預測是站不住腳的，有些甚至是非常可笑的，他們是以20世紀80年代的生產水平來預測未來，過去的一二十年的事實已經證明這些預測是錯誤的。比如宋健等（1981年）從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後的中國適度人口數量，結果表明，如果在一百年左右時間內，飲食水平要到達當時的美國水平，中國理想人口數量應在6.8億以下。……與宋健的人口思想一脈相傳的，首推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李小平教授的觀點……李小平以美國現在的標準，認為中國應該盡快將人口降低到三億。……2004年新華社《瞭望》周刊仍然重申了人口學界的這一共識，很多媒體轉載這一報道時用了“中國隻能養活18億人”這一駭人聽聞的標題（雖然事實證明1981年預測的依據是錯誤的，但是這個結論仍然被堅持）。這是現代版的“刻舟求劍”！……所謂人口上限，反映的是學者的短視，是典型的削足適履的心態。……看來已經窮盡的資源，實際還具有無限的潛能。偌大一個地球，我們也還隻是在皮毛上循環地用了一點陸地資源，更加廣闊的海洋幾乎還是處女地。就可以預計的技術條件而言，地球養活數百億人口沒有問題，但關鍵是人類可能永遠達不到100億人口了。……從中國看，1980年人口總數10億時，生活水平比1970年人口8.3億時要高；1989年人口達11億時，生活水平比1980年要高；現在人口13億，生活水平又比1989年要高。既然生活質量在不斷提高，說明科技的進步、經濟的成長遠比人口增長快。由於科技的進步，人口問題往往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誰有資格斷言中國人口上限？誰能斷言中國人口上限？（摘自書中175～192頁）
“1.8的生育率”將導致今後勞動力嚴重短缺：2003年之前，媒體都還是關注“民工潮”，然後從2003年開始，中國沿海出現“民工荒”，這幾年逐漸嚴重，甚至湖南、四川等人力資源豐富的內地省份也開始出現“民工荒”了，荒得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措手不及。目前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還是從勞動力總量來考慮這個問題。其實用勞動力總量來研究人口問題不準確（從勞動力總量來看，目前中國勞動力確實還是充足的）。……要是依據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鑒和計生委的1.8的生育率，中國民工荒在今後幾年不會加劇，相反勞動力的供應在今後幾年還是會有所增加，就業問題嚴重，中國還有15年左右的“人口紅利”；但依據人口普查的客觀資料，“民工荒”將會越來越“荒”，如果說現在還隻是結構性“民工荒”的話，那麼今後幾年將出現全局性勞動力短缺，現在需要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緩解2025年後的勞動力短缺。……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主要依靠的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而是充沛的勞動力資源。但是這種勞動力資源不是源源不斷的，一旦勞動力減少，中國今後靠什麼與世界競爭？（摘自書中420～422頁）
再次調整後出生堆積高峰越高越好：現在中國麵臨的是生產過剩，消費萎縮和就業不足，今後麵臨的是勞動力短缺和老年化問題。停止計劃生育，出現人口出生高峰，既能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又能緩解今後的老年化壓力，一舉多得。應該趕搶這個生育高峰，而不是避開這個高峰，給一些近四十歲的人補生機會（但同時要做好孕期保健和產前檢查，防止畸形胎兒出生）。比如說現在35～40歲這一群體，目前隻有部分人還有再生育一個的生育願望和能力，等再生育的小孩30歲左右成家立業有經濟能力時，父母剛好退休，需要贍養，大大緩解他們的哥哥或姐姐的贍養壓力。……現在停止計劃生育，多出生的人口直接增加幼兒園、學校的就業率；降低婦女的勞動參與率（目前中國婦女勞動參與率位居世界17位，罕見地高），理順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的關係，增加就業率；多出生的孩子通過增加日常消費，增加就業率，防止教師失業；並且由於家庭孩子數目增加，重建家庭保障係統（在可見的未來，養老隻能部分社會化），對未來信心大增，消費也增加。可見停止計劃生育會大大緩解現在的就業壓力。而現在出生的人口對於老年化的未來可謂雪中送炭，多多益善（可惜以目前的生育意願，不會太多）。……不要被這個高峰嚇倒，既然現在養這個高峰沒問題，就更沒有必要擔心今後了。這個高峰對今後的政府來說是雪中送炭並且是民族持續發展的寶貴潛力。……停止計劃生育並鼓勵生育後，如果有高峰，那麼就讓這個高峰來得更猛烈一些吧！（摘自書中556～557頁）
治大國如烹小鮮——該翻就得翻：俄羅斯人口減少已持續多年。早在20世紀60年代，俄羅斯就已經出現人口問題，但是有關人士用種種複雜的“遊戲”遮蓋住了這一問題。20世紀90年代人口減少的真相暴露出來，但勢頭已無法扭轉。……中國人口問題也一樣，早在1990年左右，生育率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1990年代中期之後降低到1.3左右的超低水平。從2000年之後的多次人口抽樣調查看，20世紀80年代2.4的生育率都還有水分，意味著中國人口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問題。但是隻要有利益，再明白的事情也會有迷霧，中國人口數據總是被人根據集團利益需要用種種複雜的“遊戲”掩蓋。2004年國家組織三百多位學者進行中國曆史上首次“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給人口學界一次自我糾錯的機會。但是該戰略組主要領導就是1980年獨生子女政策的設計師，核心成員都是以前的人口學家或者計生委官員，在某種意義上來說，“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為現行計劃生育起草了一份辯護狀，現行人口政策沒有必要調整，又一次錯過了人口政策的調整時機。……人口問題是一個定時炸彈，越往後掩蓋，問題就越嚴重，對政府的威信損害就越大。……殘酷的現實已把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後讀秒階段，再猶豫幾年就可能把中華民族推向萬劫不複的深淵。（摘自書中572～574頁）
人口政策調整成功的標準：主流家庭願意生並養得起三個孩子：社會要可持續發展，人口本身必須持續發展。中華民族能夠繁衍下來，就是因為我們成功建立了確保人口可持續發展的生育文化的社會製度。對於現在正常社會來說，要保證人口的可持續發展，婦女平均得生育2.1個孩子（人口學上的世代更替水平），而中國由於非正常死亡率比發達國家高，並且自從1980年以來不斷增加的性別比失衡，平均每個婦女生育2.1個孩子還不能保證世代更替。考慮到顯著上升的不育人口比例，主流家庭該生育三個孩子。……改革成功的標誌是“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這首先是人口本身有可持續發展的潛力。因此改革成功的金指標是：主流家庭能夠輕鬆地養育三個孩子，也願意養育三個孩子。……用陶淵明的《歸去來兮》結束此文：“悟以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摘自書中586～587頁）
3.茅於軾：《大國空巢》的序言
人口對於經濟的作用始終是一個謎。有人說地球上的資源有限，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地球資源所能夠容納的水平，所以人口增加對經濟發展是不利的。但是從微觀一點的層麵來看卻正相反，許多經濟發達的地區都是人口密集的地區。像日本、香港、台灣，還有歐洲的許多國家，人口都非常密集，而人均收入又都很高，可見資源問題並沒有成為製約因素。再具體到城市的層麵看，大家都在爭人口。十幾年前我研究美國人口的流動時發現人口流入的地方都是欣欣向榮，而人口流出的地方都是破落敗壞。各個地方當局都在爭人口，不但美國這樣一個相對地廣人稀的國家如此，連我國這個土地資源極其緊張的國家也都在爭人口。城市邊緣的開發區最著急的是人口太稀少，不少高樓大廈雖然都賣出去了，可是真正入住的很少，人少繁榮不起來，房地產的價錢也就上不去，每有一戶人家來到都會受到熱烈的歡迎。過去大城市的戶口控製極嚴，近年來情況大有改變。主管當局越來越明白，繁榮靠人口，抵製人口對自己並不有利，因此大大地放鬆了對戶口的管製。我國農村經濟的停滯和城市的發展也與人口的大規模擁向城市有關。當然，人口密集而又貧困的地方也很多，像孟加拉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總起來看，似乎二者沒有什麼確切的關係。因此人口和經濟的關係成為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特殊值得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