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烏的教育製度從宋代開始漸漸趨於成熟和穩定。與中原和江浙大多數地區相似，義烏的教育有以啟蒙為主要目的的蒙學，也有以科舉取士為主要目的的教育形式，有地方官學，也有民間私學。
蒙學主要指對八歲至十五歲左右年齡段孩子的教育，也稱為蒙養階段教育。蒙學可追溯至商周時期，當時是為貴族子弟設立的。浙江的蒙學教育也可上溯至東漢建武十一年（35年），上虞即出現了書館，這是漢代比較成熟的蒙學教育機構。但在義烏，由於農業經濟相對落後，辦學艱難，相信還要更晚些，但曆朝曆代捐資興學者也是大有人在。現有史可考的記錄是南宋喻葆光之妻黃淨德氏開設家塾延師教子，有“剪發延師”的美談，其五子皆以文顯，喻良倚、喻良能同登進士。
南宋以來，義烏的啟蒙教育得到了較快發展。這得益於多方麵因素的影響。一是統治者強化科舉取士，大大促進了民間讀書之風的興盛；二是理學家們倡導蒙學教育，還多有親自參編蒙學讀本；三是工商業的日趨發達使讀書人的範圍有所擴大，手工業者、商人和農民為了應付日用也需斷文識字；四是印刷術的發明和民間書坊的出現，推動了蒙學讀本的出版發行，為蒙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
蒙學的發展一方麵體現為數量的增加，並從城鎮向農村地區延伸，出現了利用農閑時節以農家子弟為教育對象的冬學、社學；另一方麵，蒙學的教學內容也不斷豐富多彩，除了識字讀本，道德教育、曆史故事、典章文物、日用常識等都成為了蒙學內容。
在宋代，蒙學的教育機構中官府辦的官學和民間私學都有存在。官學也分兩種：一種是南宋時設在臨安府宮廷內的貴胄小學；另一種是設在地方上的州、縣學的小學，這類小學形式規範，教學也較為係統。但由於當時義烏經濟較為落後，現有的史料未找到有官學童蒙學校的記載。因此，義烏的蒙學一般都是私學，稱為學塾，也稱私塾、蒙館、蒙童館等，按興辦的主體和規模又有家塾、族塾、村塾、學館、義塾等之分。家塾多由官宦富戶之家聘請名師教育子女；族塾為同性宗族以族產辦學，供同族子弟就讀；村塾則由一村或幾村共同出資興辦，供村民子女上學；學館是塾師自己在家設學，學童上門讀書；義塾或稱義學是私人捐助集資置產，或用地方公款公產，或靠官府撥款設立的免費學塾，主要供貧寒子弟就學。學塾的規模不定，學生程度也參差不齊，沒有固定的學習年限，也無規定的教學製度。顯然，民間蒙學形式更為多樣，也體現出較大的靈活性和實用性，較好地適應了社會的不同需求。
民間蒙學的教學內容大致包括識字、讀書、寫字、作對、作文等，其中最著名的蒙學教材便是《三字經》，也有側重於倫理道理教育的《童蒙訓》和《少儀外傳》、流傳甚廣的詩歌類教材《神童詩》和內容涉及天文、地理、人事、鳥獸、草木等常識的教材《名物蒙求》等。教學方法一般采用集體教學與個別教學相結合的辦法，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因材施教的思想。
至元代，開始創設社學。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頒令各路勸農立社，五十家為一社，每社設立一所學校，故稱社學。這種社學是廣泛開設於城鄉，特別是以鄉村地區農家子弟為對象的地方蒙學機構。社學既有官辦的，也有民辦的。官辦社學的經費由官府出資，民辦社學經費則由社倉、社田出資，或由紳民捐助。
社學一般在農閑時招收蒙童入學，聘塾師執教，學官循例檢查，考核優劣。優秀者可送縣學附讀。學業有成就者，亦可申報官府查驗。社學教師大多由地方官紳聘請秀才擔任。元代規定挑選通曉經書者為師。社學的教學內容包括《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孝經》、《論語》、《孟子》、《詩書》等，也教授本朝律令、冠喪葬祭等法製禮儀。
以科舉取士為主要目的的教育機構一般以成年人為對象。這類機構也有官學和私學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