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蘭州到武威，車程不過280公裏。穿越祁連山脈上海拔4700多米的烏稍嶺（亦稱烏鞘嶺），還要經過天祝藏族自治縣（舊稱鎮羌驛），藏犛牛是這裏最主要的大牲畜，一個月前，天祝縣曾經發生過“藏獨分子”的挑釁。甘肅的少數民族以回、藏、蒙為主，在這裏要特別留心民族習俗的不同，對於從事人文曆史的科研工作者來說，做到這一點並不是難事。
遠望祁連山，山頂一片雪白，祁連山雪線以上的積雪終年不化。烏稍嶺屬祁連山脈的正幹，中午時分，我們在大片的雪花飄飛中行進，體驗天氣驟變的考驗，別有一番樂趣。車子越過一個關隘時，大片的雪花撲向車窗，幾多壯美，幾多浪漫，江山如此多嬌。
車子不便快開，好在大家都準備了禦寒的衣服。到了武威，已經是下午5點鍾，在路上我們用了五個半小時。
先到號稱“隴右學宮之冠”的武威文廟，這裏的建築大多屬明清時期建築，建築規格與各地方大同小異，毋須贅述。附近是西夏碑博物館，這裏保存著全國現存最大最完整的一通西夏石碑。今天能夠辨認西夏文字的學者專家全國不過六七人，他們既是頂尖的專業人才，更是國家文化之寶。
西夏碑高度2.65米，厚度0.3米，寬度1米，碑的正麵是武威“青銅奔馬”
西夏文，背麵是漢文，被世界公認是“東方的豐碑”，全名是“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碑首西夏文篆字題額“敕感應塔之碑文”，記錄了護國寺自有佛塔以來的曆史，以及西夏時佛寺多次顯靈的故事。西夏文特別有趣，遠看時似乎都是漢字，也是橫豎撇捺的筆畫，但是仔細辨認時，卻發現沒有一個完全認識的字。據說，西夏國王李元昊是一位非常好學的人，他在儒學和佛學研究領域達到很高的水準。武威也曾經是西夏國的都城，西夏曾經與遼、金那般強大，後來又神秘地消失。這中間有多少秘密等待著後人的發現和認識？
天氣晴朗，氣溫適中，下午六七點鍾的時候，當地的能見度依然很好，我們又去出土了青銅奔馬的“雷台一號”漢墓去觀看。在雷台廣場，人們常見的中國旅遊標誌“青銅奔馬”高高聳立，周遭是青銅兵馬布成的戰陣方隊，車馬隊的最前麵統領全軍的就是一號漢墓的青銅奔馬，好不威風。考古發掘證明，雷台一帶為東漢一張姓將軍的家族墓地，有學者研究稱“馬超龍雀”比“馬踏飛燕”更為準確，此尊青銅塑像本名應該就是“飛廉銅馬”。青銅奔馬的造型奔放張揚，立在空曠的廣場恰到好處。隻有如此強壯如此矯健的戰馬，才能在當年的戰爭中勝任騎手的馳驅，才會在華夏民族大融合的戰爭中擔當重要使命。
參觀結束後，就近用過了晚餐，因為有西北文化的熏染陪伴，晚飯吃得有滋有味。事實上，這一天的午飯與晚飯在此合二為一了。之後，繼續西行。晚10時許，宿張掖城。
第七（節） 大佛寺的帝王情（節）與山西商人在張掖
23日（星期三）晴今日的行程比較輕鬆。早晨9點出發，到有室內臥佛的西夏建築遺存張掖大佛寺，大佛寺遊人也不算多。相傳魏晉時，河西走廊已成佛教盛行之地，張掖郡“迦葉如來寺”（今大佛寺的前身）始建。西夏時僧人在故址上重建大寺，頗有影響。後來，元世祖忽必烈的生母就安藏在甘州的十字寺，明成祖擴建大佛寺時，將十字寺擴入了大佛寺的範圍。史書載宋恭帝即位不滿二年，宋廷就投降了元朝。《庚申外史》記載，宋恭帝趙降元後出家為僧，入住此寺，吟誦“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台下客，應是不歸來”。恭帝吟詩為元朝皇帝發現後，立即下令賜死趙，時53歲。大佛寺被後人賦予了濃厚神秘的帝王文化。帝王與古寺，從來都有著難解難辨的離奇曲折故事，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帝王家的許多秘密從來都與寺院、僧人結下不解之緣。不過，張掖大佛寺的創建、昌盛及衰落，與張掖的繁榮、落寞基本上同步，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大佛寺的旁邊是一座關公廟。此行我們的目標是沿著絲張掖山西會館綢之路考察明清晉商的活動，所以每當發現一處關公廟，大家就會格外地興奮。關公廟與晉商修築的山西會館合二為一，恰恰印證了山西商人當年在此的經營活動，印證了晉商對西北商業發展的貢獻。碑文記載，這所山西會館始建於雍正二年（1724），以後屢有修葺。會館的山門背後建有戲台子，因為當年的山西商人，不管走到哪裏，聽戲都是他們非常重要的娛樂，同時，也是給關老爺唱戲文，期盼這位亦王亦帝亦聖人的同鄉多多關照。
回到太原後，我在一份史學家的回憶中找到了佐證材料。一位叫明駝的學者在1934寫的《河西見聞記》中，比較詳細地記錄和描述了山西商人在張掖的活動情況。“張掖城中的市麵依然十分興旺，以鼓樓為中心的十字街頭，依然十分熱鬧——尤其是南街和河西街，道路是石子鋪成的，都經過現代化的整修。路麵有一丈來寬，略作弧形，兩旁各有二尺寬的陽溝，還有尺度不齊的人行道，道旁靠溝一齊栽著樹木。總之，和涼州、肅州的大街是仿佛的。大街的兩旁，有的是規模較河西各處為大的買賣鋪子。除了一部分鋪子有很寬的門麵之外，還有些鋪子卻是由一個很狹的門徑，把顧客引到很深的院子裏，在兩旁並排的台櫃上做生意。商品裏有源源不絕的大炮台香煙，有來自巴黎的化妝品，有價值三十五元一瓶的三星斧頭老牌白蘭地，以及極精的鴉片煙具和來自東方的上品麻雀牌。此外還有很多很多‘太陽牌’的東西！這些大鋪子的主人大都是山西來的。雖則他們還得很專心地經理他們的營業，但在稍為接近了以後，在閑談之中，他們亦會告訴顧客們近來生意是怎樣地清淡了些。他們默念著國內的紛亂，但是很少注意到農村購買力的減低。”三十年代軍閥混戰之中，民不聊生，買賣自然難做一些。不過，有一座聊以消解鄉愁和旅途孤寂的山陝會館，會館裏還有一座精致的戲台子，時不時聽上兩段山西梆子、蒲劇和眉戶，當年的山西商人在生意之外也算找到一點點精神的慰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