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校的教育方式最主要的是一個考，不停地考，哪怕“考”得學生一身“糊”味還要考。這也是應試教育的弊端——把一群富有創造力與朝氣的少年變成一台應付各類考試的機器。盡管後來“素質教育”開始實行了，但我仍搞不懂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實際上的不同，衡量學生優劣的標準仍是分數。可以說，中國人的文憑是用分數堆積成的。
我是一個差生，一個一無所長的差生，用句現在教育界流行的話說就是“應試教育”下的受害者。而事實上我一直認為，“應試教育”是我的“受害者”，正是因為我這樣的“人物”近年來湧現得太多，才導致“應試教育”受到如此的口誅筆伐。
也許是由於出自內心的強烈的愛國心，我的學生生涯中唯一自信的事就是每次考試，語文十有八九是優秀，而英語百分之百不及格。
不過我敢保證我的英語成績屢屢亮“紅燈”與“表白我的愛國心”無任何瓜葛，我隻是學得不開竅。我也搞不懂為什麼上中學必須學英語，我不會用英語寫作，我也不打算十年後在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儀式上用英語來發表我的獲獎感受。
我一向偏執地認為，任何一種語言翻譯過後就不會再具有其原有的品味了，尤其像中文這樣具有悠久曆史的語言。在別國的“語言”中，“公公”永遠是指老者，而唯獨中國的“公公”還含有高力士、魏忠賢、李蓮英的成分——倒也算是一種“國粹”。一旦一部好的中文作品被翻譯成了英文或別的語言，就如同一壺極品毛峰中放了一塊喝咖啡時才用的方糖，多多少少有些怪味。
我的班主任是教語文的，比較年輕，算得上是“開明派”，她見我的文章寫得很有“個性”，於是便多次鼓勵我投稿，並且認為有必要引導我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後來的第二屆“新概念”作文大賽證明她的做法很對。我承認，她是我文學路上的指路人，正是她的鼓勵才使我屢屢寫出那些風格“怪異”的文章，而那些文章居然也有些變成了鉛字。
因此，我覺得自己唯一的長處隻有寫作了，我決定在高考後開始寫東西，如果考不上大學就當自由撰稿人，爭取在五年內用稿費買台最新的電腦。這大概是我第一次如此自信地認為我命中注定該是“文人”。
就在我做這個美夢時，媒體忽然開始“大炒”《上海寶貝》。
本來我也想買一本看看，隻是學習太緊張而沒有買。這時傳來衛慧與棉棉的對罵，一個說：“用身體寫作。”另一個反駁道：“用身體寫作也得有本錢。”
這看似一場平淡的對罵，卻把我的夢打了個粉身碎骨萬劫不複，我頓時有種杜甫式的傷感與失落，我是不可能用身體寫作的，因為我沒“本錢”，而從她倆的言談中似乎在論證當今想以寫書出名靠的是身體。我呢？一向認為寫作是腦力勞動而非體力勞動，現在她們紅得發紫的原因徹底粉碎了我的夢。
我個人極為推崇路遙與金庸，我喜歡路遙的樸實無華，也喜歡金庸的大家風範，我覺得他們走的路與《上海寶貝》走的路截然不同。我認為《平凡的世界》可以永垂不朽，而《上海寶貝》則是出版社的主編在酒醉後不負責任的“同意”之後才得以偷生。經過這樣一番“自我安慰”後，我決定重拾我的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