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轉型時代，是指1895-1925年初前後大約3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在這個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就前者而言，主要變化有二：一為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及學會等製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一為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出現。至於思想內容的變化，也有兩麵：文化取向危機與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
新的傳播媒介
（一）製度性傳播媒介的出現與成長
1.報刊雜誌
1895年以前，中國已有近代報刊雜誌的出現，但是數量極少，而且多半是傳教士或者商人辦的。前者主要是有關教會活動的消息，後者主要是有關商業市場的消息。少數幾家綜合性的報紙，如《申報》、《新聞報》、《循環日報》，又都是一些當時社會的“邊緣人士”，如外國人或者出身買辦階級的人辦的，屬於邊緣性報刊（marginal press），影響有限。
1895年以後，最初由於政治改革運動的帶動，報刊雜誌數量激增。根據布裏滕（Roswell S。Britton）的統計，1895年中國報刊共有15家。1895-1898年間，數目增加到60家（我個人的統計是64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時代數量更為激增。根據當時《中國年鑒》（China Year Book）的估計是840家，《申報》認為有1134家，而1917年美國人伍德布裏奇（Samuel I。Woodbridge）在《中國百科全書》（Encyclopedia Sin-ica）給的數字是2000家“注釋1”。據胡適的估計，僅是1919年，全國新創辦的報刊大約就有400種“注釋2”。由此可見轉型時期報刊雜誌增長速度的驚人。
同時，新型報刊雜誌的主持人多出身士紳階層，言論受到社會的尊重，影響容易擴散。因此，這種新型報刊可稱之為精英報刊（elite press）。此外，這些新型報刊的性質與功能也與此前的“邊緣性報刊”有很大的不同：它們不但報道國內外的新聞，並具介紹新思想及刺激政治社會意識的作用。
轉型時代的傳播媒體，除了報刊雜誌之外，還有現代出版事業的出現。它們利用現代的印刷技術與企業組織大量出版與行銷書籍，對於當時思想與知識的散布以及文化的變遷也是一大動力。例如中國在二十世紀的前半期，有三大書局之稱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與世界書局都是在轉型時代成立。當時它們廣泛散布新知識、新思想的一個重要管道，就是替新式學校印刷各種教科書“注釋3”。
2.新式學校
大致說來，清朝這一段時期，書院製度比起宋明時期大為衰落。十九世紀以後，特別是太平天國運動結束以後，書院製度才有複蘇的趨勢。但是教育製度大規模的改變，是1895年以後的事，首先是戊戌維新運動帶來興辦書院與學堂的風氣，設立新學科，介紹新思想。1900年以後，繼之以教育製度的普遍改革，奠定了現代學校製度的基礎“注釋4”。一方麵是1905年傳統考試製度的廢除，同時新式學堂的普遍建立，以建立新學製與吸收新知識為主要目的。當時大學的建立，在新式學製中的地位尤其重要。它們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溫床與集散中心。因此，它們在轉型時代的成長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由1895年至1920年代，全國共設立87所大專院校。據估計，截至1949年為止，中國約有110所大專院校，因此可以說其中五分之四創立於轉型時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這87所大專院校內，有21所公私立大學，幾乎包括了所有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大學及學術思想重鎮，如北大、清華、燕京、東南諸大學。可見轉型時代是現代教育製度興起的關鍵時期“注釋5”。
3.自由結社--學會
所謂學會，是指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為了探討新思想、散播新知識並評論時政的自由結社。中國傳統不是沒有這種學術性與政治性的自由結社，晚明東林複社、幾社就是顯例。但是清朝建立以後，講學論政的結社為政府所禁止，雖然士大夫之間仍然時有“詩社”這一類文學性的結社，但政治性的結社則幾乎絕跡。1895年以後，隨著政治改革的開展，學會大興。從1895-1898年，據初步統計，約有76個學會組織“注釋6”。以後就整個轉型時代而言，雖因資料缺乏，難以確計，但從許多零碎的報道可以推想這種結社一定相當普遍。因為一般而言，學會這種組織並不需要相當的人力與物力才能實現，它隻要一群知識分子有此意願就可以成立，而我們確知當時知識分子集會講學論政的意願是很普遍的。因此，就傳播新思想、新知識而言，學會在當時的重要性不下於報刊雜誌與新式學校。
在轉型時代，報章雜誌、學校與自由結社三者同時出現，互相影響，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傳播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峰。
長遠看來，這三種製度媒介造成了兩個特別值得一提的影響：一個是它們的出現是二十世紀文化發展的基礎建構（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啟端，另一個就是公共輿論（public opin-ion）的展開。
近年來，中外學者常常討論所謂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在中國近現代出現的問題。因為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央政府權力的萎縮，地方紳權的擴張，接管許多地方公益事業，同時外國租界在許多城市出現，形成一些“國家機關”以外的公共領域。但我認為這些發展都隻是導致公共領域的間接因素，而上述三種製度性的傳播媒介的出現才是直接因素。根據哈貝馬斯（Jurgen Habermas）對歐洲近代早期公共領域形成的典範研究，公共領域之出現直接反映了兩種現象：政治參與和理性批判（rational-critical）意識“注釋7”。轉型時代輿論之形成，也正好反映了這兩種現象。那時，在一個沒有正式民主製度的社會裏，報刊雜誌、學校與學會都是政治參與的重要管道。同時，這些製度媒介，不論是透過傳統儒家“公”的觀念或是新的民族主義與民主自由觀念，都是以理性的討論來表達批判意識。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三種製度媒介所造成的輿論，代表公共領域至少在轉型時代有相當程度的出現。
（二）新的社群媒體--現代知識階層的形成現代知識分子是什麼樣的人？這是一個很有爭議性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大約而言，知識分子是一群有如下特征的人：（1）受過相當教育、有一定知識水準的人（此處所謂教育不一定是指正式教育，也可以指非正式教育，例如自修求學的錢穆、董作賓等人），因此他們的思想取向比一般人高。（2）他們的思想取向常常使他們與現實政治、社會有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3）他們的思想取向有求變的趨勢。
若與傳統士紳階層相比較，更可襯托出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就其與現存的社會結構而言，傳統士紳是與他們來自的鄉土社會有著密切的有機關係。他們是當地社會的精英，不但在地方上具有各種影響力，而且參與地方政府，發揮許多不可少的行政與領導功能。而現代知識分子多半脫離了他們本鄉的鄉土社會，寄居於沿江沿海的幾個大都市，變成社會上脫了根的遊離分子。他們所賴以活動或生活的組織，常常就是我前麵所謂的三種製度媒介。
就其與當時政治權力結構的關係而言，傳統士紳階層透過考試製度一方麵可以晉身國家官僚，另一方麵也可留在鄉土，擔任地方領導精英，參與地方行政。因此，其與現存權力結構的互相依存關係大於相互抵觸的關係。反之，新式知識分子既因科舉製度在轉型時代初期罷廢，仕進階梯中斷，複又脫離鄉土，流寓異地，不再參與地方事務，他們既然與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都缺少有機關係，因此與當時政治權力中心相抵觸的可能性要大於相互依存的關係。
就他們與傳統文化的關係而言，士紳階層的文化認同較高。他們自認把文化傳統維持與繼續下去是他們的天責，因此他們大致而言是“衛道”與“傳道”之士。而現代知識分子的文化認同就薄弱得多，主要因為西方文化進入中國，使得他們常常掙紮、徘徊於兩種文化之間。他們的文化認同感也就難免帶有強烈的遊移性、曖昧性與矛盾性。
就現代知識分子與文化的關係而言，還有一層值得我們特別注意：那就是他們在文化上巨大的影響力。現代知識分子就其人數而論，當然不能與傳統士紳階層相比，但他們對文化思想的影響絕不下於士紳階層。這主要是基於知識分子與傳播媒介的密切關係。他們的社會活動往往是辦報章雜誌，在學校教書或求學，以及從事自由結社，如學會或其他知識性、政治性的組織。透過這些傳播媒介，他們能發揮極大的影響力。其影響之大與他們極少的人數很不成比例。因此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在社會上他們是遊離無根，在政治上，他們是邊緣人物（餘英時的話）“注釋8”，在文化上，他們卻是影響極大的精英階層。所以要了解現代知識分子，一方麵我們必須注意他們的政治邊緣性和社會遊離性，另一方麵也要注意他們的文化核心地位。這二者之間的差距可以幫助我們了解這些人的思想為何常常會有強烈的疏離感與激化的傾向，而與傳統士紳階層的文化保守性適成對比。
根據上麵的分析，不論是從政治、社會或文化的角度看，現代知識階層都與傳統士紳階級有著重要的不同。大體而言，這一階層主要是在轉型時代從士紳階級分化出來，在二十世紀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各方麵都扮演重要的角色。特別是在散布新思想方麵，他們是主要的社群媒體。
思想內容的變化
大致說來，轉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內涵也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麵，中國文化出現了空前的取向危機；另一方麵，一個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也在此時期內浮現。
（一）文化取向危機的出現
轉型時代是一個危機的時代。1895年以後，不僅外患內亂均有顯著的升高，威脅著國家的存亡，同時，中國傳統的基本政治社會結構也開始解體。這方麵最顯著的危機當然是傳統政治秩序在轉型時代由動搖而崩潰，這個在中國維持數千年的政治秩序一旦瓦解，使得中國人在政治社會上失去重心和方向，自然產生思想上極大的混亂與虛脫。這裏必須指出的是：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這政治秩序的崩潰，政治層麵的危機同時也牽連到更深一層的文化危機。因為傳統中國的政治秩序是建立在一種特殊的政治製度上，這就是所謂的普世王權（universal kingship）。這種政治製度不僅代表一種政治秩序，也代表一種宇宙秩序。易言之，它是植基於中國人根深柢固的基本宇宙觀。因此，普世王權的崩潰不僅代表政治秩序的崩潰，也象征基本宇宙觀受到震撼而動搖。重要的是，在轉型時代，與這基本的宇宙觀一向綰合在一起的一些儒家基本價值也在受到侵蝕而逐漸解體。也就是說，當時政治秩序的危機正好像是冰山一角，潛在水麵下尚有更深更廣泛的文化思想危機。這危機就是我所謂的取向危機。
所謂取向危機是指文化思想危機深化到某一程度以後，構成文化思想核心的基本宇宙觀與價值觀隨著動搖，造成人的基本文化取向的失落與迷亂。1895年左右，四川一位知識分子宋育仁，麵對當時的文化危機曾說過下麵一段話，很能道出我所謂取向危機的端倪：
其（指西學）用心尤在破中國祖先之言，為以彼教易名教之助，天為無物，地與五星同為地球，俱由吸力相引，則天尊地卑之說為誣，肇造天地之主可信，乾坤不成，兩大陰陽，無分貴賤，日月星不為三光，五星不配五行，七曜擬於不倫，上祀誣而無理，六經皆虛言，聖人為妄作。據此為本，則人身無上下，推之則家無上下，國無上下，從發源處決去天尊地卑，則一切平等，男女均有自由主權，婦不統於夫，子不製於父，族性無別，人倫無處立根，舉憲天法地，順陰陽，陳五行諸大義，一掃而空……夫人受中天地，秉秀五行，其降曰命，人與天息息相通。天垂象見，吉凶儆人，改過遷善，故談天之學以推天象，知人事為考驗，以畏天命，修人事為根本，以陰陽消長，五行生勝建皇極，敬五事為作用，如彼學所雲，則一部周易全無是處，洪範五行，春秋災異，皆成瞽說，中國所謂聖人者，亦無知妄人耳，學術日微，為異域所劫，學者以耳為心，視為無關要義，從而雷同附和，人欲塞其源，而我為操畚，可不重思之乎？“注釋9”
這段話隱約地透露當時人的思想有三方麵受到了震撼。首先，西方人的平等自由觀念，使得中國傳統“人倫無處立根”，也就是說，傳統的基本社會價值取向的失落；再者，中國傳統中根據“天地”、“陰陽”、“五行”這些建構範疇（constitutive symbolism）所形成的天人合一宇宙觀也被西學“一掃而空”，使他對生命與宇宙感到迷茫，反映出精神取向的失落。最後全篇不隻是對西學在思想上表示批判，而且充滿了憤激與憂惶的情緒，隱約地流露了文化認同感與自尊感受到損傷。底下就這三方麵對轉型時代出現的取向危機作進一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