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1890年）經濟學家馬歇爾（A。Marshall）曾說，在社會科學中，時間的問題比空間的問題更重要。但現在，不少人已反過來認為，空間的問題比時間的問題更吃緊。福柯，還有不及福柯出名的許多學者，都有這樣的感受：如今在不少問題上我們之所以蒙在鼓裏，不是因為時間的問題不清，卻是因為空間的問題未明。
空間，就是這個被繁縟複雜、重疊錯落的社會人文網絡所鋪滿了的地球表麵。村落體係、城鎮體係、交通體係、市場體係、政治體係、思想體係，以及土地製度、經濟製度、法律製度、教育製度，還有國際關係、民族關係、供求關係，甚至親屬關係、敵我關係、海外關係，等等等等，這些常說的體係、製度、關係，無一不是在大地上一塊一塊、一條一條、一片一片，或者幾塊幾塊、幾條幾條、幾片幾片地形成、溝通、對峙、發展、存在著的。這些數不盡的社會人文網絡在每一個瞬間都強加給我們極為複雜的世界感受。或遠或近、或此或彼、看得見或看不見，關鍵是，在每一個“此時”它們都“俱在”。對許多事物的存在，甚至發生，我們已覺察不到時間的鏈條。誰能分得清北京那些“一下子”出現的大樓孰先孰後，誰能說得出亞太經濟體係百千個公司的老板哪個先上班哪個後上班。“眼前的時代似乎首先是一個空間的時代”，福柯的這句話並非隻表達一種表麵的印象。
許多社會問題的真實麵貌離不開它們或繁或簡的空間結構。為了把空間的問題搞明，就要把社會問題（包括社會史）的研究空間化（spatialization），自20世紀80年代起，許多學者便呼籲此事。學者們抱怨19世紀以來多數社會理論（例如馬克思的、韋伯的、德海姆的）都有重時間輕空間的傾向，有人喻為“重史的脾氣”。在要扳一扳這種理論上“重史的脾氣”的人當中，歐美一些“後現代”地理學家倡導最力。一方麵，這是西方人文地理學向社會研究的深層“切入”時，必須要辨明的一個前提，屬於學科自身的理論建設。另一方麵，這也是當今世界格局大改組的形勢所提出的現實題目，屬於經世致用的需要。
十多年以前，激進主義的思潮席卷美國，“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激流湧現，其對理論上忽視空間的傳統鞭笞最厲。著名人文地理學家哈維（D。Harvey）在借助馬克思主義對美國社會進行批判的時候，發現馬克思主義自身便忽視了空間。他指出在這個關於資本主義的博大精深的理論中，時間性的分析是極有力的，但空間性的考慮卻相對薄弱。它缺乏足夠的篇幅討論資本主義體係橫向延伸的深刻的空間過程。而正是這一過程（包括由此而引發的各種反饋過程），步步為營地創造了今日世界政治經濟的總格局，也就是華勒斯坦（I。Wallerstein）所詳加論述的“世界體係”。資本主義的建立不但是一個革古今之變的曆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奪天下大勢的地理過程。當這一地理過程一經開始，便再沒有哪一個另外的國家可以在自己的時間序列裏“獨立的進入資本主義”了。而當這一格局一旦建立，便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在自己的政治孤島上“自力更生”地發展現代經濟了。所以沒有世界總格局的意識，尤其是忽略了這一格局的限定機製，而簡單地以為某一個地方總結出來的曆史經驗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屬性，或者完全不理會其他地方的存在而認為自己的發展具有絕對的任意性，都要出現理論與實踐上的失誤。為了將馬克思主義導入現代人文地理學，以便從空間的麵上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不均衡性的研究，哈維試圖建立一套“曆史-地理唯物主義”（historical-geographical materialism）的理論。
哈維的“曆史-地理唯物主義”並沒有成為走紅的名字，但是這些“後現代”地理學家所大力倡導的將社會問題研究空間化的實質，卻是很有意義的。毫無疑問，人類社會自身具有地理特性。“地理”在這裏，和常說的意思有點兒不同，不是指自然環境擺出來的四至八到，也不是指提供地利的山林浸澤。它是人類行為的一種屬性，一種必然要展開的形態。人文地理，乃是人事。我國曆史上的都城，無論搬到哪兒，都稱作是“虎踞龍盤”。這當然是社會政治空間所排出的勢態，而不是由龍首原或臥虎山所“天成”的地形。再比如美國那些筆直的州界，那個一眼就看到的“地理”，更是人的勾當沒商量。這些州界隻能畫在人造的地圖上，卻不能畫到實在的落基山上。想到人類社會在空間形態上表現出來的種種花樣，必須承認，把社會問題（包括社會史）的研究空間化，是很有道理的。
對人事所形成的種種空間係統，不能將其想成是攤在大地上僵化不動的“架構”，然後人們在裏麵做事。這就把它們與人分開了。它們本身是的人（群）的一部分，是活的，充滿了風雲際會。它們既被人類社會所生產，又反過來生產人類社會。人類社會若離了它們，就不算個社會。社會的發展若不包括它們，也就無法落實。一些研究中國曆史的人在考察早期各種社會製度的產生時，已然注意到社會發展的地理空間過程是不能漏掉的。例如許倬雲在研究西周史時，就發現不少東西都是在由緊密的血緣社會向寬闊的地緣社會轉化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李零在對西周封侯製度和秦漢封禪製度等問題的細密考察中，感到隻有摸清當時社會空間“常常長”的具體過程，才能跟著說清這些製度“常長常消”的原委。在對後來的帝國廣闊領土的秩序的形成、城市社會空間形態的建立、人口的流動與地理分布等問題上，我國曆史地理學者的研究更是節節前進，得到了很多非由此路而不可得的社會認識。（要順便說一下的是，迄今為止，歐美漢學家們對中國學者的曆史地理的研究還沒有整體性的認識。這恐怕也是由於那股傳統的“重史的脾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