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探索旅行家、地理學家徐霞客--徐霞客逝世370周年記(1 / 3)

徐弘祖(1587-1641),字振之,號霞客(世人多稱其號),漢族,明朝南直隸江陰(今江蘇省江陰市)人。1641年的春天,徐霞客在江陰家裏逝世。大約280年後,作為文化偶像,徐霞客被人們樹立起來,成為一種精神品質和知識水準的代表,被尊敬、討論,至今不絕。

徐霞客旅行探索大地山川30餘年,並撰有《徐霞客遊記》(原文多散失,今存60萬字)。清人錢謙益(牧齋)說,徐霞客乃“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現代評論家說,徐霞客開辟了中國古代地理學中係統觀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遊記》一書則是記載地貌、地質的古代地理名著,同時也是記錄風景資源的重要文獻,且文辭優美,堪稱文學佳作。近年來,人稱徐霞客為“遊聖”,許多發燒“驢友”以霞客為楷模,探幽訪勝,踏遍祖國大好河山。

山水奇誌

徐霞客的山水之誌來源於父親的榜樣、遊記書籍的熏陶、母親的支持。大概因為讀書有偏好,霞客十來歲童子試不成,索性改誌投奔山水之間。到此時,霞客的所為並不新鮮,古代這樣的人很多,但他從此以後矢誌不渝,純粹一生,別無他顧,這就難得了。

從20來歲(1607年)開始,直到去世那年(1641年),霞客“攜一襆被”,幾乎年年出門,旅行探索了三十多年。他到過現在的江蘇、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廣東、湖北、湖南、廣西、貴州、雲南等省。也可能到過四川。據統計,徐霞客共考察記錄了地貌類型61種、水體類型24種、動植物170多種、名山1259座、岩洞溶洞540多個。“一切水陸中可驚可訝者,先生以身曆之,後人以心會之。”

霞客之遊,頗具挑戰精神,人越說不能去的地方,霞客越是要去,從而揭示了許多“千百年莫之一睹”的地區的麵貌。因有強烈精神鼓舞,霞客從不懼怕身體之苦、景地之險,既然到了野外,索性放開身段,“猿掛蛇行”,攀援,匍匐。例如:在真仙岩後暗洞,大蛇橫臥不見首尾,一般人看到,腿早已軟了,但霞客若無其事,抬腿邁過大蛇,深入洞中。在天台山,“餘赤足跳草莽中,揉木緣崖。”又一處,“石壁直豎澗底,澗深流駛,旁無餘地。壁上鑿孔以行,孔中僅容半趾腳,逼身而過,神魄為動。”霞客在日記中記下自己的險狀,一是經驗難忘,另外也有要表達“風光在險”的意思。險,是一種證據。

《四庫提要》稱霞客“既銳於搜尋,尤工於摹寫”,霞客每日攀援匍匐,十分辛苦,但夜間還要挑燈,寫上日記千言。霞客撰寫日記,自然有日後傳布其見聞感受的願望,但更多更直接的原因應該是:記錄是一種重複體驗,是消化,是進一步的旅行享受。霞客在世時,並沒有怎麼張羅出版日記的事。

接二連三的山川疑問、無止境的探索欲望,是霞客旅行持久不倦的實質性原因,“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山河地貌的分合原委,是霞客腦中持續追問的問題,對他來說,獵奇不是目的,將奇轉化為不奇,即完成解釋與理解,才是探索的目標。

明末清初,霞客及《遊記》已經獲得稱道,但多在奇人、奇文方麵。有些人雖然誇讚他的窮盡天涯的精神,但脫不出古代的寰宇觀和神秘主義的價值觀。

清代學者注重《遊記》版本整理,用力於日記的搜集、厘訂,功績在奠定了版本的框架。但對於霞客的研究,並不深入。不過清初的潘耒(次耕)還是點到了霞客的幾處關鍵:“霞客之遊,在中州者,無大過人;其奇絕者:閩粵楚蜀滇黔,百蠻荒徼之區,皆往返再四……先審視山脈如何去來,水脈如何分合,既得大勢後,一丘一壑,支搜節討……故吾於霞客之遊,不服其闊遠,而服其精詳;於霞客之書,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實。”潘耒的這篇文字,本沒有附在《遊記》前後,而是單獨收在《遂初堂集》中。丁文江最初整理《遊記》時,不知有此文,是梁啟超發現此文,介紹給丁。《四庫提要》的“以耳目所親,見聞較確”“此書於山川脈絡,剖析詳明”,類似潘耒的看法。

清朝後期,對於霞客的關注議論不多,霞客的文章、知識被束之高閣。

徐霞客的再發現

至20世紀20年代,人們終於對徐霞客進行了再發現。所謂對徐霞客的再發現,是指對於他事業價值的再評價。首先對徐霞客的事業進行再評價的是20世紀初中國“最科學的人”丁文江。

丁文江16歲即赴日學習,後輾轉歐洲,所學主要為地質學、動物學、地理學。回國後對於中國地質學的貢獻極大。丁文江自己說:“餘十六出國,二十六始歸,凡十年未曾讀國書,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辛亥自歐歸,由越南入滇,將由滇入黔。葉浩吾前輩告之曰:‘君習地學,且好遊,宜讀《徐霞客遊記》’。”1911年丁文江在上海購得鉛字本《遊記》,“但未嚐一讀全書”。

1914年,丁文江又入雲南考察。“獨行滇東滇北二百餘日,倦甚則取《遊記》讀之,並證以所見聞。始驚歎先生精力之富、觀察之精、記載之詳且實。”徐霞客的準確記錄,對於丁的考察幫助甚大,丁始為《遊記》所打動。丁文江與霞客的神交地點在雲南。丁文江曾多次自稱是“中國唯一的‘西南通’”。丁文江是在考察實踐中才發現了《遊記》的價值,這恰恰說明了《遊記》的屬性。

在考察實踐中,丁文江發現了霞客的非凡之處,從此,投入時間精力,整理、研究、宣傳霞客精神與成就。丁不滿足於前人“奇人”“”的簡單評價,他說:“錢牧齋說:‘徐霞客千古奇人,遊記乃千古。’似乎他真是徐霞客的知己,然而看他所做的《徐霞客傳》,連霞客遊曆的程途都沒有弄明白,其可謂怪事!後來的人隨聲附和,異口同聲地說奇人、‘’,但是他們不是讚賞他的文章,就是驚歎他的腳力,除去了潘次耕以外,沒有一個人是真能知徐霞客的。因為文章是霞客的餘事,腳力是旅行的常能,霞客的真精神都不在此”。丁在所編《徐霞客先生年譜》中闡明了霞客的“真精神”:“然則先生之遊,非徒遊也,欲窮江河之淵源,山脈之經絡也。”在與張騫、玄奘、耶律楚材作比較時,他說:“這三個人不是恭維皇帝,就是恭維佛爺,霞客是純粹地為知識。”丁文江還總結出霞客的多項重要地理發現。

丁文江宣傳徐霞客也有為中國人爭氣的心理。他在為《地質彙報》寫的序中,引出德國人李希霍芬(1833-1905)的話:“中國讀書人專好安坐室內,不肯勞動身體,所以他種科學也許能在中國發展,但要中國人自做地質調查,則希望甚少。”丁在《年譜》中辯道:霞客“此種‘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來歐美人之特色,而不謂先生已得之於二百八十年前!”如地學家葉良輔所言:“丁先生的推崇霞客,還有別的用意,他一麵是為外國人常說中國學者不能吃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麵要借一個好模範來勉勵一般青年去做艱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