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地理學在美國既是一門獨立的地理學分支，又是其他地理學分支中經常出現的思想方法。因為美國地理學巳明顯地偏於社會科學的性質，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幾乎盡為社會與人文問題。曆史思考，作為探索和理解社會與人的基本思想方法之一，必然滲透在各類問題的研究中；無論是經濟地理、政治地理、區域地理、文化地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曆史考察均被視為基礎性工作。從廣義上說，每個地理學者都是“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曆史地理學者”。[注釋1]
不過，曆史地理學畢竟有其獨立地位。它將時間因素作為考察地理現象的核心思路，力求尋找現象之間的時間關係或過程聯係。因此，怎樣理解和運用時間概念，乃是曆史地理學關鍵性的理論問題之一。
美國曆史地理學的發展，一方麵受整個西方地理學，甚至整個社會科學發展的影響，另一方麵當然有賴於曆史地理學家們的獨特探索。20世紀20年代，索爾（Carl O。Sauer）提出一套研究文化演變過程的理論。其後，他本人，並率領他的學生，開展了大量曆史地理研究，開創了所謂“伯克利學派”（Berkeley School）。1940年與1956年，索爾兩度當選美國全國地理學會主席。今天，他被公認為美國現代曆史地理學的奠基人，其對美國曆史地理學發展的影響，如同達比（H。C。Darby）在英國。[注釋2]
美國現代曆史地理學經過近70年的發展，在整個地理學界已然樹大根深，並在美國的社會文化土壤中形成一些獨特之處。這些獨特之處既不同於我們遠在東方的中國，也有別於它的文化近源英國。如果以這種比較為基點來考察美國曆史地理學，大約可以發現以下幾個特點。
關於時間與過程
將時間與過程的概念引入對空間地理現象的研究，是曆史地理學在理論上確立的關鍵。一些較有影響的曆史地理學家均重視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曆史地理學的起步，幾乎都是首先將“過去”這一概念引入地理研究，即研究“過去的地理”。在英美是這樣，在我國也是如此，這類研究的出現，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不過，在現代曆史地理學的發展中，“過去的地理”已遠遠不能概括其研究的全部特點。現代曆史地理學重視時間與過程的連續性，而不滿足於隻研究時間或過程的某一個斷麵。達比之所以強調要研究“一係列”的剖麵，[注釋3]就是指要研究一個時間序列。一個剖麵體現一個時刻的地理景觀，一係列的剖麵則體現一係列不同時刻的地理景觀。將這些不同時刻的景觀加以比較，便可發現地理現象的差異與變化。解釋與分析這些差異與變化，即“研究縱向主題，而不是橫向剖麵”，[注釋4]正是曆史地理學的主要任務。達比的這一思想曾影響了我國曆史地理學的發展。[注釋5]
達比的係列剖麵與縱向主題研究在理論上比僅僅重建“過去的地理”大大前進了一步。不過，在這種方法中亦存在弱點。如達比自己後來指出的，在複原出來的一係列剖麵上，各類地理現象的發展演變不可能是齊頭並進的，即各類地理因素的變率是不同的。所以，某些現象自身的演變階段與剖麵的斷代階段不一定是吻合的，這就難免造成一些誤解。不過，達比的方法畢竟是曆史地理學的基本方法之一，在美國曆史地理研究中也很普遍。例如克拉克（A。H。Clark）關於愛德華王子島的曆史地理研究就是運用序列剖麵方法的典範。[注釋6]
在美國曆史地理學中另有一個學派，在研究地理現象的演變問題上，與達比的方法不盡相同。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索爾。因其長期在如州伯克利大學任教，這一學派被稱作“伯克利學派”。伯克利學派顯示了美國曆史地理學與眾不同的特色。
伯克利學派也強調研究縱向主題，研究演變。但在對演變的理解上與達比和克拉克的不同。如梅尼（D。Meinig）教授所指出的，達比與克拉克所研究的演變是指時間之間的變異（changing between the times），而索爾強調的演變則是貫穿時間的過程（changing through the times）。[注釋7]前者的一個個剖麵，由於在時間間隔上大小不等，隻能顯示一個間躍的曆史。而過程則意味著一個連續性更強、更緊密的曆史。索爾說，過程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年表，而是一個有機的、前後一體的生長史。
1940年12月，索爾在美國地理學家協會（AAG）年會上，作為當選主席，發表了題為《曆史地理導論》的演說。他批評了當時在美國很有影響的哈特向（Hartshorne）學派的將時間與空間截然分開的理論，指出缺乏對曆史過程的興趣是以往美國地理學傳統的缺陷，強調人文地理學應是一門研究發生問題的科學，要研究起源和過程，研究某一種生活方式是怎樣在特定的區域位置上發生、發展並向其他地方傳播的。
許多評論家曾指出，在人類學極為發達的美國，索爾的理論方法帶有很濃的文化人類學色彩。索爾本人曾明確提出文化人類學應是人文地理學的親密夥伴，因為文化景觀代表著人文地理學的全部研究對象，而整個人文地理就是一部文化曆史地理。所以，索爾的曆史地理研究大多是關於某一文化在地域空間內的起源過程與成長過程，特別在某一地域內文化景觀取代自然景觀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文化是動因，自然條件是中介，文化景觀是結果”。他為自己的這個思想做過一個圖解：
人口密度
房屋構造
文化向右時間向右自然景觀向右生產類型向右文化景觀
交通
等等
索爾認為，探索過去的文化景觀演變過程需要三個方麵的基礎準備：第一，對所研究文化的整體把握；第二，對現存證據的廣泛搜集；第三，對該文化所處地域的詳盡了解。在這種傾向性的支配下，索爾的研究不可能僅僅限於文獻研究與圖麵複原，而必須是對某一地域的人、文化、自然環境、景觀麵貌的全麵考察和全麵描述。不用說，實地考察在索爾的伯克利學派中至關重要。索爾本人在美國和中美洲做了大量實地考察，對美洲土著文化的形成、分布、景觀做了許多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後來被他的學生編為《土地與生活》一書。
關於文化景觀
景觀，作為一個地理學概念，如同區域、區位、空間、距離一樣，是基本概念之一。最早使用景觀這一術語的是德國人。1925年，索爾在美國發表《景觀現象學》一文，將景觀問題詳加闡述。自此以後，景觀概念在美國地理學界幾乎是人人皆知、人人皆用的概念，並不斷出現討論景觀問題的理論文章。
從初始含義來說，景觀是指地麵上的可見景物，大至山川城鎮，小至房屋街景。這些景物被索爾概括為自然與文化共同塑造而成的地表。這些“塑造物”是一個區域的全部地理體現，它們的構成、它們的演變、它們的含義、它們的象征，恰恰是地理學研究的主要內容。
景觀概念不僅強調了地理現象的統一性，即自然與文化的統一，以及景物與景色的統一，也強調了文化對自然地表的塑造與再塑造。索爾認為，文化景觀取代純粹的自然景觀，是人類地理環境中的普遍現象、普通過程，所以應當成為地理學研究的基本課題。值得一提的是，索爾的文化景觀理論是在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背景下提出來的。在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環境決定論是西方一種盛行的地理學與社會學理論。它過分誇大了自然環境對社會文化的影響，聲稱全部社會文化均是自然環境締造的結果。索爾則反過來強調文化對自然環境的改造，強調文化的決定作用。正因為此，索爾的《景觀現象學》一文又被看作批判地理環境決定論的重要文獻。
現在，景觀已被擴展為一個含義甚為豐富的概念。有些學者強調景觀是社會曆史文化的地理體現，注重研究特定的景觀與特定的社會文化的聯係性，例如貧富差別、文化差別、階級差別、教育差別、曆史差別等等，是怎樣反映在景觀內部的構成上。曆史地理學者指出，今天的景觀乃是過去社會文化的積澱，恰似一座儲藏豐厚的檔案庫，又如一幅色彩錯綜的拚合板，其間有不同的曆史層次，有過去時代的可以觸知的信息。追溯上去，可以發現過去的政治、經濟、宗教習俗、價值觀念、美學趣味，順理下來，則可以跟蹤現存景觀的塑造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