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今，中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巨變，我們有幸置身於這個巨變的時代，既看到了堅定不移的特色，也看到了靈活多變的市場經濟，還看到了聲色犬馬和人心漸變。我們從關心政治到關心生活，從狂熱到冷靜，從集體到個體，從禁忌到放蕩，從貧窮到富有，從平均到差別，從羞於談錢到金錢萬能……每一點滴的改變都曾讓我們的身心緊縮，仿佛瞬間經曆冰火。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裏，經曆了西方幾百年的曆程，那種仿如“龜步蟹行”的心靈變化在此忽然提速，人心的跨度和拉扯度幾乎超出了力學的限度，現實像撥弄琵琶一樣無時不在撥弄著我們的心弦，刺激我們的神經。一個巨變的時代，給文學提供了足夠的養分，我們理應寫出更多偉大的文學作品。然而，遺憾的是，我們分明坐在文學的富礦之上，卻鮮有與優質材料對等的佳作，特別是直麵現實的佳作。
不得不懷疑，我們已經喪失了直麵現實的寫作能力。下這個結論的時候，連我自己都有些不服氣。但必須聲明，本文所說的“直麵現實的寫作”不是指簡單地照搬生活，不是不經過作家深思熟慮的流水賬般的記錄。這裏所強調的“直麵現實的寫作”，是指經過作家觀察思考之後，有提煉有概括的寫作。這種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方法，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被年輕的寫作者們輕視。他們，包括我，急於惡補寫作技術，在短短的幾年時間裏把西方的各種寫作技法都演練了一遍。在練技法的過程中我們漸漸入迷，像相信科學救國那樣相信技巧能夠拯救文學。然而某天，當我們從技術課裏猛地抬起頭來，卻發現我們已經變成了“啞巴”。麵對一桌桌熱辣滾燙的現實，我們不僅下不了嘴，還忽然失聲，好像連發言都不會了。曾經，作家是重大事件、新鮮現象的第一發言人，他們曾經那麼勇敢地亮出自己的觀點，讓讀者及時明辨是非。但是，今天的作家們已經學會了沉默，他們或者說我們悄悄地背過身去，徹底地喪失了對現實發言的興趣。
慢慢地，我們躲進小樓，閉上眼睛，對熱氣騰騰的生活視而不見，甘願做個“盲人”。又漸漸地，我們幹脆關上聽覺器官，兩耳不聞，情願做個“聾人”。我們埋頭於書本或者網絡，勤奮地描寫二手生活。我們有限度地與人交往，像“塞在瓶子裏的蚯蚓，想從互相接觸當中，從瓶子裏汲取知識和養分”（海明威語）。我們從大量的外國名著那裏學會了立意、結構和敘述，寫出來的作品就像外國名著的胞弟，看上去都很美，但遺憾的是作品裏沒有中國氣味，灑的都是進口香水。我們得到了技術，卻沒把技術用於本土，就連寫作的素材也仿佛取自於外國名著們的故鄉。當我們沉迷於技術，卻忽略了技術主義者——法國新小說派作家羅布·格裏耶清醒的提示：“所有的作家都希望成為現實主義者，從來沒有一個作家自詡為抽象主義者、幻術師、虛幻主義者、幻想迷、臆造者……”
為什麼我們羞於對現實發言？原因不是一般的複雜，所謂的“迷戀技術”也許是“冒名頂替”，也許是因為現實太令人眼花繚亂了，它所發生的一切比做夢還快。我們從前不敢想象的事情，現在每天都在發生。美國有關機構做過一個關於當代人接受信息量的調查，結論是一百年前一個人一輩子接受的信息量，隻相當於現在《紐約時報》一天所發布的信息量。麵對如此紛繁複雜的信息，我們的大腦內存還來不及升級，難免會經常死機。我們對現象無力概括，對是非懶於判斷，對讀者怯於引導，從思考一個故事，降格為解釋一個故事，再從解釋一個故事降格到講述一個故事。我們隻是講述者，我們隻是故事的搬運工，卻拿不出一個“正確的道德的態度”，因而漸漸地失去了讀者的信任。所以，當務之急是升級我們的大腦硬盤，刪除那些不必要的垃圾信息，騰出空間思考，以便處理一切有利於寫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敢於亮出自己正確的態度，敢於直麵現實，寫作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