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月前，汪長尺拉到了一單孤兒院的生意，就是給舊床架重新刷一遍漆。院方說經費是別人讚助的，讚助者不僅要求監督這筆經費的使用，還要親自決定油漆的顏色。汪長尺如約來到孤兒院，一進門就看見兩個女的坐在葡萄架下，一個是院長趙定芳，另一個是讚助者方知之。她們有說有笑，看上去親密無間。天氣悶熱，葡萄藤上的葉片在陽光照射下一麵亮一麵暗，亮的那麵閃閃發光，像一塊塊懸空的碎玻璃。架下掛著葡萄，還沒有成熟。水泥地麵的熱氣反射上來，她們的額頭冒著細小的汗珠。一份合同擺在水泥桌上。汪長尺想區區三十多張小床架，犯得著這麼正式嗎？弄得跟日本受降似的。但方知之一臉嚴肅，她要汪長尺逐字逐句地看。在汪長尺看的時候，她兩次提醒：“你看得懂嗎？”畢竟參加過兩次高考，他當然看得懂。合同寫得很詳細，細到用什麼牌子的油漆，細到必須把床架搬到院子裏來刷，細到必須用藍色，不，是天藍色……趙定芳說合同都是方老師起草的，之所以把床架搬出來，那是為了避免甲醛、重金屬和甲苯類化合物對孩子們造成傷害，之所以刷天藍色，那是因為她想讓孩子們聯想天空、海洋、魚類，甚至幸福。汪長尺忽然感到羞愧，他想自己在租屋刷木箱門窗時，從來沒想到過油漆對大誌的傷害，反而覺得它的味道好聞。羞愧之餘，他有一絲感動，說那我再降一點價錢吧。方知之說No，價錢不是問題。
汪長尺和劉建平把床架搬到院子裏，整齊地排列著，哪怕有一點不整齊，汪長尺都要糾正，仿佛是扯著線擺的，仿佛要擺給那個認真的人看看，他們有多認真。劉建平負責打磨，汪長尺負責刷漆，他們都戴著草帽和口罩。烈日炎炎，粉塵飛揚，油漆的氣味在空中飄蕩。劉建平率先把口罩摘了，他習慣一邊幹活一邊說話。要知道，他幫別人索賠或者醫鬧時，靠的就是一張嘴，這張嘴無論如何也不願意讓口罩長期悶住。它要感歎時勢，表達憤怒，還要抱怨社會不公、懷才不遇，最後發出疑問：“難道我們就這樣過一輩子？”
“不這樣，又能怎樣？”汪長尺也把口罩摘了。
劉建平不服，覺得自己至少應該是個律師，即使再潦倒，也不至於淪為油漆工，嚴格講，現在他連油漆工都不是，頂多是個幫油漆工打下手的。所以，他認為自己應該有一杆槍，像那個誰誰誰拉一支隊伍上山。發現此路不通，他又認為自己應該做佐羅，除暴安良，專殺壞人，而且還要在壞人的身上留下一個大大的“Z”。他的角色變來變去，要麼英雄要麼領袖，說到激動處，扔下砂紙就走，同時扔下一句：“老子TMD不幹了。”有時，他走了幾步就返回，有時他走了半天也不回來。汪長尺慢慢消化他的言論，覺得他想做的角色，無一例外都是自己想做的，隻不過他說出來了自己沒敢說出來。但汪長尺跟他也有區別，那就是他可以甩手“不幹了”，而自己卻要留下來，一刷子都不能少。
趙定芳有空的時候，會給汪長尺送一瓶水，外加一句：“師傅辛苦了。”汪長尺工間休息，看見趙定芳一人坐在葡萄架下辦公，就沒話找話，說那個讚助油漆的長得好漂亮。沒想到趙定芳嘴一撇，說光漂亮不行，還得有本事懷孩子。汪長尺發覺口誤，趕緊咬住舌尖，想她那麼漂亮，那麼有氣質，估計還那麼有錢，卻偏偏不讓她有孩子，老天爺真是太會開玩笑了。在跟趙定芳斷斷續續的對話中，汪長尺得知讚助者在大學教英語，因婚前打過兩次胎，輸卵管堵塞，吃過中外許多名藥，看了不少治療不孕症醫院，但均未把輸卵管打通，於是想到孤兒院來收養一個孩子。
隔三岔五就有人到孤兒院來收養孩子，連外國人都來。他們像挑貨物那樣，東瞄瞄，西看看，發現中意的就辦手續抱走。汪長尺刷床架期間，有五對外國夫婦領養了五個孤兒。他們辦手續時，汪長尺就站在門邊看熱鬧，偶爾聽懂幾個英語單詞。他發現趙定芳有三個重要的本子，一本記錄孤兒的情況，一本記錄收養者的聯係方式，還有一本較薄，專門記錄收養者的預定。趁趙定芳忙亂，汪長尺偷偷翻開那本薄的，看見方知之的名下寫著“男嬰，健康，B型血”，還有一個電話號碼。就在看見“B型血”的一刹那，汪長尺的身體仿佛被抽空了，眼前一黑，差點摔倒，連虛汗都冒了出來。為確保萬無一失，晚上他回到住處後，從箱底翻出汪大誌出生時的資料，眼睛盯住血型那欄，手突然就抖，抖得就像患了帕金森氏綜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