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搶糧“討伐隊”在界牌嶺山寨遭到慘敗之後，再也組織不起更多的兵力進山了。也許他們從河穀地帶的村寨裏掠奪了一些糧食，也許由於鐵路小段通車，運來了少量補給物品，他們現在主要是駐守各個大小車站，龜縮在鐵甲車裏，執行著沿線巡邏護路的任務。
黔桂鐵路沿線也出現了一些抗日遊擊隊。日寇四出搶糧，抓夫修路，燒殺奸淫，當然要激起民眾的激烈反抗。民眾反抗的主要方式，除了守村護寨、堅壁清野、襲擊小股敵寇之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破壞鐵路和火車--這是日寇賴以進退的“生命線”，民眾也就常常在夜間去刨它的“命根子”。
界牌嶺的團丁民眾，借著打勝仗的餘威，為了保護鄉親們往深山村疏散，也時不時的下山襲擊敵寇。同時，日寇的鐵甲車和山炮，在白天也向山寨裏轟擊--他們的彈藥匱乏，隻能打上幾炮，企圖起點兒“威懾”作用而已。那日寇的軍佐，對此“傷感”得很，可惜在這黔桂前線，再也沒有飛機助戰了，否則……唉！
村寨裏每天落幾發炮彈，這倒促使鄉親們加速向深山村寨疏散。他們肩挑背扛，每隻籮筐和背簍裏，糧食和衣物上麵，都要“壓”上十幾本書--這一方麵是賀家大管家敲鑼發布的“銅鑼告示”，另一方麵，山民們也自願背些“字紙”避邪壓災。因此，第十天頭上，賀家祠堂裏珍藏的“字紙”，十之七八已分散到方圓數十裏的許多深山村去了。
章校長和李長辛也參加了這第二次背書行動。與第一次背書上山大不相同了。這次不是四個人，而是幾百背書人。章校長隻背了一趟，就被李長辛堅決地“安頓”在第一個小山寨裏住下，無論如何也“不準”他再往返奔波--兩頭照應的任務由大力士李長辛來擔承。萍萍已經是名副其實的小管家了，她便與大管家一起堅守崗位，留在賀家祠堂“看家”。她要照管圖書、教室、新課桌和一切家什，此外，還有那十二隻半大不小的鴨子。
章校長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在小山寨裏集攏了五名學生，後來增加到十七名，又開始教他們念書識字了。條件是艱苦的，沒有課堂和黑板。他便效法私塾先生，領著學生們首先背誦課文，死背強記。爛熟之後，再拿樹枝在沙土上練習寫字。字也寫得端正了，再解義聯詞，造句寫話。這種教學方法，一天也能教會學生十來個漢字。幸而已經春暖花開，師生們圍坐在山坡上，樹林邊，不冷不熱，上完了課，孩子們還能拔一小捆春筍回家，炒辣椒吃。
章校長本人則過著“住百家店，吃千家飯”的流動生活，既受尊敬，又極富情趣。每到夜晚，與主人全家老少圍坐火塘邊，富家燙酒，窮家煮茶，甚至還有鬆子、薯幹、鹹鴨蛋，一邊吃喝，一邊請章校長講解“雷公”、“電母”、“蟲子娘娘”、“飛機下蛋”、“地球轉圈”、以及不要給女嬰“擠奶頭”等等各式各樣的問題。寨子裏公然把章校長稱為“聖人”。在第一個小山寨剛住上半個月，第二個小山村已派了“滑竿”前來迎接！
抬“滑竿”也很講究。它實際上是一種無篷的山地轎子：兩根碗口粗的竹竿上捆著一把竹躺椅，由四名強壯的青年男子輪流著抬，歇肩不歇轎，在崎嶇的小路上行走如飛。特別是上下陡坡的時候，轎夫便要使出絕技，或者一頭高高舉起，或者一頭從肩上放下，始終使轎身保持平穩，好比行走在平坦的大公路上。據說蔣委員長和宋美齡，上下廬山都是乘坐滑竿。可見山民對章校長是非常敬重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