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0年代才從事專業創作和開始寫散文的。前幾年以寫電影劇本為主，插空兒寫幾篇散文；後幾年主要寫小說，還是插空寫散文。雖然散文占用我的寫作時間不多，但它絕不是什麼“副產品”。就文學性而言，散文更能抒發作者自己的情感。“文如其人”，如果這個“文”指的是散文，我以為更確切些。因為它既不受“編劇法”的約束，不受導演擺布，不必演員去再創作，也不用像小說那樣去虛構，去塑造什麼典型人物。在各種文學體裁中，散文是不需要梳妝打扮的赤子。
“文無定法”這句話我也認為用於散文寫作就更確切些。說實話，我恨透了“編劇法”。譬如電視連續劇每一集的結尾，都必須設計一個“鉤”，把觀眾鉤住，“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不如此若幹集連續劇就連不下去。還要有鋪墊，有高潮，有貫穿全劇的大懸念和無數小懸念，有戲劇性……現實生活中沒有那麼多戲怎麼辦？那就隻能“編戲”了。請原諒，我無意貶低電視劇。它的影響比小說、散文大得多。我自己也寫電視劇嘛。隻是我這個“兩棲作者”的個人體會，寫散文比寫戲自如得多。
關於抒情，據說青年讀者喜歡抒情散文。我看每個人的感情都不會完全一樣。幾年前，我在圖書館的舊雜誌上無意中讀到了我父親的一篇抒情散文《花》。他寫自己如何愛花，講課歸來，在北平的花店裏見到了好花，總要買兩盆回家，院子裏擺滿了各種花。後來，由於我的三叔病故，三嬸改嫁，我父親又要到外地去教書，搬家前，隻好把花送給鄰居和朋友。當別人把他親手修剪澆灌的大盆夾竹桃抬出四合院的時候，他“潸然淚下”了。讀完之後，我默想了許久。我父親已過世多年。半個世紀之前，這位大學教授由於搬家和愛花（當然是愛花及人啦），在散文的結尾僅僅是“潸然淚下”，使我感到茫然，甚至覺得父親的胸懷太小了一點兒。如若這樣的“小事”放到我身上，肯定不會落淚。但我也是很重感情的文人。
“有其父必有其子”嗎？不，我的經曆比父親“強烈”得多，因此，我比較注重“大感情”，常常壓製自己的“小感情”。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之後兩個月，這就注定了我會有一個苦難的童年。“七七”事變後，作為一名小難民，13歲便跑遍了大半個中國。特別是經曆了1944年慘絕人寰的湘桂大撤退（40年後我寫了這部長篇小說《大撤退》），日寇的狂轟濫炸，騎兵的衝殺，土匪和散兵遊勇的無數次洗劫，饑餓和瘟疫，難民的長龍大隊綿延千裏，死傷數十萬，遺屍遍野，蒼蠅撲麵，烏鴉翻飛……有了這九死一生的經曆，我的神經和情感堅強得很。我還當過10年解放軍和誌願軍，在朝鮮戰場上發著高燒急行軍也不掉隊，可是一到宿營地，渾身便像散了架子似的站都站不住了，這使我懂得了精神支柱的神奇力。所以在“文革”中被抄家，被深夜捆走的時候，我還有膽子跟暴徒們開玩笑。
我喜歡開玩笑，說笑話，這也是個人經曆決定的吧。譬如，從59年到83年，我家隻住一間14平方米的無瓦小平房，兩個女兒都長到20多歲了，還擠在一個窩裏。我這個作家連張書桌都沒有，上百萬字的作品是趴在床上寫的。你越老實，越謙讓，他就越覺得你沒困難。這本身就夠幽默的了。生活迫使我產生幽默感。作協分給我一個小單元房之後，頭一件事便是買張書桌，而且給親友們拍電報：趙大年52歲已進入有桌階級了。
在當專業作家之前，工、農、兵，我大體上各幹過10年，了解人民疾苦。還念過10多年書，隻是未曾經商。這些經曆也決定了我的作品題材比較雜。說好聽點是生活麵兒較寬。
我寫散文的優點和缺點似乎是共存的。我很重視真實的情感，有感而發，自認為“童心未泯”，北京人的俗話叫做常冒“傻氣”。缺點往往是寫得太實，乃至劃不清散文與特寫的界限，有時發些議論，又沾了雜文的邊兒。就說這個集子吧，大體上收入了近10年間我的尚可稱之為散文的作品。自己選掉了許多寫得太實的篇目，還得煩請編輯同誌再作篩選。
新時期的散文究竟怎麼寫？風花雪月肯定是不合時宜的。從我個人來講，也不喜歡華麗的詞藻，不喜歡那種淡淡的哀愁，纖細的悲傷。我讚成這樣的意見，散文家要開闊視野，要有熱情和激情，關注這百年不遇的經濟建設好時機，領略和把握住這科學文化飛速發展，信息爆炸，知識更新，改革開放的時代精神。
每個人的喜愛都不盡相同。我還是喜歡那些抒發開拓之情和豪邁之情的散文。不論現實生活中還有多大的困難，還有多少不如意的事情，隻要把眼光放長遠一些，我仍然是個樂觀主義者。
在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即將出版的時候，請允許我向《隨筆》、《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香港《大公報》副刊和百花文藝出版社的散文編輯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
1990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