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近視眼，大概是從娘胎裏帶來的毛病。因為，我的父母都戴眼鏡。如今我的女兒也戴上了一副黑邊的“秀郎鏡”。唉，在遺傳工程學還不發達的當代，我和我的直係親屬，都與眼鏡結下了不解之緣。
眼鏡這小小的東西，在我的記憶裏，幾乎給我全家每一個人都帶來過喜怒哀樂。我父親是個教書匠，在抗戰時期的逃難途中，土匪搶了他的金絲眼鏡，結果在黔桂之交崎嶇難行的山路上幾乎摔死。在朝鮮戰場上，炮彈崩起來的土塊碰裂了我的眼鏡片，大約整整三年的時間，我便透過碎玻璃片去看天、看地、看人臉，全是怪模樣，至今想起來也哭笑不得。我的女兒上大學了，愛漂亮，不肯戴眼鏡，隻在上課和看電影時勉強戴一戴，有次去看《廬山戀》，忘了帶眼鏡，如墮五裏雲霧，瞪大了眼睛還是“不識廬山真麵目”。這些事，都不能怨眼鏡。隻能怨土匪，怨炮彈，怨我女兒自討苦吃。
然而，我也有怨恨眼鏡的時候。那是因為它的製造質量不高，壞了又沒處修理。於是乎，我這個年過半百的作家，眼鏡架上便常常貼著一圈白色的橡皮膏；有時斷了眼鏡腿兒，還要用猴皮筋掛到耳朵上。我這個人不值錢。但是，堂堂中國的文化人，會見外賓，耳朵上卻掛著一條猴皮筋兒，似乎有傷大雅，丟人嗎？又有什麼辦法呢？君不知，偌大的一個北京城，要給眼鏡架上配一個小小的螺絲，卻是很難很難的事情。從我家跑到西單和王府井，再跑到前門大街，往返20餘裏，罰站排隊兩點鍾，得到的回答卻隻有兩個字：沒貨！幹脆換一個眼鏡架吧，也要排大隊耐心等候。由於舊鏡片與新鏡架不“配套”，沒戴多久，過新年的時候向來賓一鞠躬，那鏡片便自行脫落，掉在水泥地上摔碎了。北京人的老規矩，過年時如果摔碎了茶杯飯碗，都要按照“碎”的諧音說一句吉祥話兒，“歲歲平安！”我是個老北京，自然這樣說了，也獲得了“平安”，但那眼鏡卻不能再用，隻能破財。趕去配一副新的，罰站排隊自不待說，七天取貨，戴上之後天昏地旋，趕緊跟眼鏡行的女營業員辦交涉。
“同誌，這副眼鏡是驗光不準呢，還是加工有問題呀？”
“我怎麼知道啊！誰給你驗的光？”
“就是在你們商店驗光室裏驗的。”
“說出張三李四來嘛！”
“我不認識他呀……”
“嘻嘻，管驗光的好幾個哩，我倒都認識，可是給你去揪哪一個呀……算啦，沒準兒是車間加工的毛病哩，磨鏡片的工人更多，你打算抓哪一個？”
“喲，小同誌，別這麼說話呀！你就說這件事該怎麼解決吧？”
“解決？好辦，交錢，再配一副！”
“那，這一副呢，先把錢退給我吧。”
“退？不行。這錢早入帳了，上交國庫啦，懂不懂？算啦，老同誌，把這副眼鏡拿回家去，給孩子們戴著玩吧！”
我沒發脾氣。因為我深知，跟她吵兩個鍾頭也沒用，白生氣。倒不如用這兩個鍾頭時間去寫2000字稿子哩，掙它20塊錢稿費，那配眼鏡的錢不也就回來了嘛。
我到另一家眼鏡行，重新配了一副眼鏡。自然是排隊如故，七天取貨。戴上一試，略好一些，頭仍然是暈暈的。
“同誌，這眼鏡……”
沒等我把話說完，年輕的女營業員（真倒楣，營業員全是女的，而且是年輕的）搶先拿話兒封住了我的嘴，“知道，全這樣！新眼鏡嘛，眼睛也有個適應它的過程，戴兩個月就習慣啦！”
“小同誌，你這種說法太不科學啦！”
“你戴過眼鏡沒有哇？新眼鏡，全這樣！你買雙新鞋還硌腳哩！”
“我戴眼鏡的時候你還沒投胎哪！”這句擺老資格的狂言我並沒說出口。隻好委屈一下自己的眼睛了，讓它向腳巴丫子學習，“削足適履”--去適應“新鞋，去經受磨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