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她姐兒倆這麼一嚷一罵，我才發現，年輕人的氣兒也不順。晚上，兩位男性個體戶拿著燒雞、燒酒走進我的小耳房，要聊聊。
“社會上瞧不起老師，就來個老師節，咱沒意見。可這老師剛有了一丁點兒地位，何苦又反過頭來踩擠我們，瞧不起我們哩！”
“別這麼想，”我勸著，“張老師他們也沒說什麼嘛。”
“說啦！那天幾個學生到他家來補課，張老師就大嗓門兒說過：中學畢了業，一定要上大學……否則，當了待業青年，再站到街上去賣大碗茶，不但給家長丟人，母校也不光彩！”
“哦？……那也別往心裏去，這隻是他個人的看法。譬如，我就不那麼看。”
“一樣！你們文藝單位辦舞會，單單不準我們個體戶進去！好象我們都是小流氓……”
“哦？……不會吧！”
“哦個啥！北京就是不如廣州開明。公開賣舞票嘛，十塊錢一張，咱哥兒們掏得起！”
另一位啃著雞腿，大口喝燒酒，悶聲悶氣地說：“咱個體戶就是沒地位！有錢都沒處花……”
地位……唉，原來這年輕的萬元戶，也認為自己丟了點兒什麼。
“你們作家協會要不要資助？”他眼睛一亮，狡黠地笑笑，“吸收我當個作協會員，哥兒們一次性捐款：五千！幹不幹？”
這種慷慨，使我暗自吃驚。夜裏，吃驚變成了憤慨，5000塊錢就能買一個作家，我的天，誰敢說作家不值錢！
朋友，請原諒，我不便提名道姓，然而，我願發誓，這種事兒是真的，不是編的。
北屋裏佟家曆來講究吃。今年把醬肘子都淘汰啦，專門倡導吃魚，包括蝦米、海參、新鮮蔬菜、南美洲香蕉，為了保健，不論價兒。結果在全院落了個“天天過年”的話把兒。可是，佟大爺也認定自家丟了點兒什麼東西，心裏忿忿然。我們都是滿族，容易套近乎，幾次聊天便把他的話兒套了出來--這是我的職業病，專門愛琢磨人。
原來，他整整打了八年官司，終於大獲全勝，從本院南倒座（我現在住的）這間小耳房搬回了北屋。三大間呐，全是四梁八柱的青磚細瓦房，丈八進深，座北朝南，門高窗大，君臨全院。豁亮，痛快，勝訴，房歸原主，人爭一口氣啊！
佟大爺是去年八月八號收回北屋的。這有明證：房契的大紅印就蓋在“8月8日”這幾個字上。他越看越愛，甭提多高興啦。八是個吉祥的字眼兒，八月八也就是黃道吉日--逢八則發。您瞧，馬拉鬆式的官司雖然勞力傷神，卻是打到八年頭上就勝訴了！當年多爾袞也是仗著八旗兵打進關來的呀。八好！趕緊擺正了八仙桌，八隻紅木小方凳，八角座鍾，八仙過海的成套泥人兒，切成八瓣的紅瓤大西瓜……這才猛然發現，全家八口不團圓。……唉，要不是當年的“紅五類”逼迫咱家遷出大北房，又動員孩子們上山下鄉，如今咱家老少三輩兒不又湊出來個“八”嘛！
歸還這三間北房的時候，房管所派人重新裱糊了，從頂棚到四壁，一白落地，相當漂亮。可是，從那擠擠插插的小耳房裏往這邊一搬東西，頓時顯得空空蕩蕩，怎麼擺也占不滿這三大間了--佟大爺從此認定是丟了東西。後來，把女兒女婿叫過來一起住，還是有點空得慌。兒子在外地工作，回不來……又把小耳房租給我當寫作間，佟大爺心裏仍然窩著一種失落感。
失落感，是我們文人杜撰出來的新名詞兒。佟大爺老公母倆的感覺則是丟了什麼東西。究竟丟了什麼？啥時候丟的？當年抄家時候丟損的東西，該還的還了，該賠的折款賠了，早就結啦；如今又退還了三間大北房，心裏本應產生一種充實感呀，怎麼反而覺得發空呢？
被這種失落感緊緊蒙住心竅的，是南屋裏的黃處長。此公今年剛離休，雖然“提一級”享受了廳局級待遇，出門看病或者檢查身體什麼的都可以叫小汽車了，他卻覺得自己丟的東西比誰都多。他的妻子甚至覺得丟了丈夫；子女覺得丟了爸爸。否則，唉，在這年根底下，何須自家花錢去買煙、買酒、買茶葉哩！
在我們這個比天井大不了多少的小小四合院裏，家家都添了幾“大件”，都有幾張定期存款單和活期存折--這些貴重物品一樣也沒有丟，然而，人們心裏的天平卻是傾斜的。您究竟丟了什麼？誰也說不大明白。連我這個深居簡出的筆耕者也受了傳染，說不清自己丟了稿紙、墨水還是鋼筆，又確確實實感到自己也吃了虧，想發發脾氣。
回首往事，忽有一得之見：也許咱們大家正在被迫拋棄一些早就應該丟掉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