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大寶牌生發靈是假的。報紙上已經揭發了。”
“電視台的廣告哩？那個現身說法的禿頭，不是長出頭發了嘛！”
“他原本不是禿頭，先錄了像；剃成禿頭，再錄像。然後這麼顛倒一下次序，向全國播放。”
我愕然了：“醫學會的證明呢？”
“走後門搞來的！”
我這次真的感到頭皮發癢了，不知道是不是要長頭發的前兆？
現在，我真希望中央電視台再播一次廣告，就像報紙上常見的那種“重要更正”一樣，揭露假藥炮製者和假禿頭的卑劣嘴臉，以證明假禿頭比真禿頭更難看！
我進行過長期細致研究的另一件小事是火柴漲價的問題。由於我吸了30多年香煙，幾乎天天用火柴，所以對火柴這小玩意便有了深切的了解。這決不是吹牛。
物價上漲，表麵看來不是好事；但若不準漲價，就會限製生產發展，阻礙改革。這是經濟學的大問題，物價改革的大問題，應由趙總理和經濟學家們去論述。我隻為火柴鳴不平。您想想，什麼都漲價，惟獨不準火柴漲價，這多不公平！
自從我學會抽煙的時候開始，火柴就是兩分錢一盒。此後，香煙可是經常漲價，都漲瘋了，上月在成都的煙攤上一打聽，一包過濾嘴“雲煙”，竟然要價四元五角。實在令人膽寒肝顫，真算不清它比30年前漲了多少倍（雖然那時沒有過濾嘴）。國營商店的牌價沒這麼蠍虎，但卻長期缺貨，除了高幹“特供”之外，普通百姓誰個買得到官價的“雲煙”哩！即使是官價，它也漲了好多倍。
據說國家有政策：煙酒不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必需品，多漲價也無妨；火柴卻是家家戶戶天天要用的，所以不準漲價。
不準漲價，就真的不漲了嗎？
我願出庭作證：30多年前的火柴，是長支的；後來說是為了節約木材，改成了短支的；短了1/3，仍賣兩分錢一盒，等於漲價。從前的火柴，每盒約裝110支，鼓鼓囊囊；後來變成了每盒90支，70支，裝不滿一平盒，拿的時候必須小心，如若豎著拿，就會像拉抽屜似的一吐擼，“小抽屜”自然滑落，撒一地火柴，費事往回揀吧。這又是一種漲價兒。還有，火柴的質量逐年下降，木杆的材質變次，藥頭也蘸得不飽滿，我數過，一盒之中總有幾支至十幾支斷杆、小頭或無頭的火柴，劃不著，也是變相漲價兒。
更有甚者，是火柴缺貨。1981年我去廣州，偌大的城市買不到火柴，被迫買打火機用。據說火柴工廠生產得越多越賠錢，隻好懲罰老百姓了。不久，廣東省火柴提價，三分錢一盒，雖然一次漲價50%，總比缺貨好得多呀！此時我因事到長沙，發現長沙也買不到火柴。據朋友說，本來還有，但是鄰省一提價，湖南的火柴就“流”到廣東去了。後來湖南也調了價。
回到北京，火柴問題更有趣。一是市麵上買不到兩分錢一盒的，要憑戶口本每戶每月供應半包（五盒），二是打火機大量上市，幾塊錢乃至幾十塊錢一個，壞了還沒處修；三是“高級火柴”敞開供應，六分錢一盒。長杆，大藥頭，盒麵圖案印刷精美，一扁盒卻隻裝30支。質量相當好，可供外賓使用。一支火柴能連續點燃兩三支香煙還燒不到手指頭；火柴杆又經過藥水處理，燃過之後自動變成一條黑色木炭，不掉火星兒，不小心也不會燒地毯，實屬“信得過”的優質品！外賓有的是洋錢嘛，六分錢隻相當兩美分，還不是兩分錢一盒嗎？反正北京的火柴沒漲價兒，比廣東、湖南等省市物價平穩。但我這個天天用火柴的煙客心裏明白--我的實際帳目如下：抽屜裏放著七八個沒處修理的壞打火機，還要經常使用六分錢一盒的不燒地毯的高級火柴，盡管我家裏和我工作的場所從來也不鋪地毯。
我多麼希望北京的火柴也賣三分錢一盆呀，那樣，不僅買著方便，我還可以省錢。也不會燒壞地毯。可惜，北京市這種物價平穩的局麵一直維持到了1984年，就是不準火柴漲價兒！又是據說，市委或者市政府幾位領導幹部，在建國35周年大慶前夕，為了火柴等幾項關乎家家戶戶的小商品漲價的問題，足足開會研究了幾個鍾頭，決心難下，“咱是首都哇！”“首都的一舉一動都將產生特殊的影響！”最後還是把火柴提價一分錢的問題推到了國慶以後再辦。
我由衷同情這幾位市級領導。“京官難當”嘛。但我希望他們對待火柴也公道一點才好。我想，他們一定不知道，北京國營菜市場的大蝦已漲到44元一公斤，國營飯店的茅台酒100元一瓶。當然，普通百姓可以不吃大蝦，不喝茅台。不過，5000盒火柴才抵上一瓶茅台酒，我總覺得有欠公道。
有人說我的禿頂是用腦過度造成的。像火柴這樣的小事，何必由我這個無權的文人去作如此長期細致深入的研究哩！這當然是我在犯傻羅。他瞧，我甚至還在同情那幾位市級領導，他們為火柴漲價問題操心的程度遠遠超過了我，不知會不會因此而脫發？
我長期研究過的第三個問題是房子。此事真是一言難盡，我曾經怨恨過自己為什麼是人而不是蝸牛--天生就背著一間房！
20多歲的時候，我們小兩口兒在北京租了一間房，萬萬沒想到，等兩位千金出世並且長到20多歲了。我家還是這一間房。
那時候北京市出了個大名鼎鼎的模範人物王國福。他一家三代七口人，擠住在一間矮小陰濕的“長工屋”裏。王國福當了幹部不忘本，仍然不蓋新房也不向上伸手要房。此事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首都，立刻就被北京市革命委員會主任謝富治等人抓住不放，發文件登報紙，編歌演戲，大肆宣傳。“革命輿論”造足了之後，還要組織成千上萬的幹部去參觀學習，“鬥私批修”。我有幸被組織去了三次，效果是嘴上貼了封條--還想要房嗎？請你學習王國福！
當時還有一位從大寨晉京的大幹部，公然提出響當當的革命口號“先治坡，後治窩”，進一步從理論上闡發了“長工屋”的精神和三世同堂四世同堂之必要，其威懾力更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