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春出版的《作家》雜誌曾刊載一篇《趙大年自傳》，開篇寫道：我來到人間的第一件事便是放聲大哭。別的嬰兒為什麼哭我不知道，但我出生於“九一八”事變後兩個月，這就注定了我有一個苦難的童年。
1937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使我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小難民。1938年寄居香港，1939年又逃到了貴陽。這是我第一次入黔，正趕上日寇飛機對貴陽狂轟濫炸，市中心的大十字和小十字一帶，街道兩旁躺滿了死難的同胞，在我這個七歲難童心裏，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第二次入黔，遭遇的災難就更多了。
1944年，中華大地上發生過一次不見經傳的“湘桂大撤退”。為何不見經傳？據說，蔣介石的嫡係部隊都藏在峨眉山、長沙、衡陽、桂林、柳州、獨山等兵家必爭之地，湘桂城鎮都變成了不設防的城市，使日寇得以長驅直入。要不是太平洋戰爭局勢的變化，日寇簡直要打到貴陽和重慶去了，因此，國民黨決不肯對此加以宣傳；而解放區的作家們，對此也知之甚少，便也無從描繪，然而，這卻是一次百萬難民行程千裏的大撤退啊！按其規模和悲狀程度而言，大概都超過了人類戰爭史、宗教史和民族史上任何一次大遷徙。
我就是這百萬難民當中的一名初中一年級的學生。從湖南出發，走到了黔桂交界處，因日寇騎兵已跑到我們前邊，又棄路爬山。在山裏，我們至少遇見過一百次土匪洗劫。不過後來形勢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先是難民怕土匪，之後變成土匪怕難民--哪裏出現了土匪，成千上萬的難民便會一擁而上，窮追不舍。一直追進村寨，像遮天蔽日的蝗蟲一樣，任你打殺，全然不顧，幾個小時便把一切都吃光，留下幾百具屍體，長龍般的難民大軍又浩浩蕩蕩地向前走去。
這段路程，我整整走了一年，於1945年春天第二次進入了貴陽城。一家四口，全都患了重病，住在小十字附近國泰電影院（今貴陽電影院）隔壁一家糖果店的小閣樓上。說閣樓或者亭子間都不確切，它實際上是人字瓦頂之下、天花板之上的一段空間，支不得床，走路還得彎腰。糖果店的主人姓王，是我父親的一位朋友，免費供我們吃住。雖然我忘記了他的名字，至今也是感恩不盡的。
日寇投降前夕，我們全家搬到了重慶。
轉跟42年過去，我第三次來到貴陽。一下飛機，寬闊平坦的磊莊機場便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再不是“地無三尺平”的老模樣了。花溪賓館和雲岩賓館，更不是當年糖果店的小閣樓可以比擬的。到街上轉了一趟，豐富的商品，漂亮的時裝和民族服裝，還有孩子們紅蘋果般的笑臉，都在告訴我：確實換了人間。
這次是作為“首都新聞界文藝界赴黔參加民間文化交流活動”的一員入黔的。因為團員中還有劉淑芳、李穀一等等明星，我也跟著沾了光，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在遵義八天當中，我們拜訪了七家酒廠和一家電冰箱廠，除了參觀學習、座談采訪，還天天與當地職工群眾開聯歡會和舉行演出活動。在湄潭縣體育場演出時，正逢趕場天，各族觀眾多達三萬餘人，這景象，真令我感動萬分。
由於活動多，時間緊，我們實際上在貴陽市區隻住了一夜。對我來說，想去看看那個糖果店的小閣樓，拍幾張照片，都未能如願。忽又想起那個國泰電影院，當年我沒錢買票，曾混進去看過三場電影：《人猿泰山》、《月宮寶盒》和《北極星》，那的確是小難民的最高享樂了，故事細節一直記到今天。我並不打算去補交三張電影票的錢，因為，近幾年，這家電影院至少上映過我寫的《模範丈夫》等六部影片，就這樣“將功折罪”行嗎？
在貴州我還有幾位老同學、好朋友，這次都未能拜訪，實在抱歉！臨別依依，不勝眷戀之情。祈望著不久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