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作為一個遊人，一個有一點文化興趣的遊人，來到李莊的一些感受，這些感受或許是關於中華文化的一些聯想，也許可以作為當地政府在李莊的文化開發期間的一個參考，或是希望對你們有一點點啟示。
其實我這次是第二次來到李莊，兩個月前來過一次。聽說這個地方好多年，讀這個地方有關的資料書籍也好多年。但是其實不在現場的時候，這種感受還是不夠強烈的。因為過去我們老是想，如果董作賓、傅斯年等，跟中國新文化運動以及五四運動以來相始終的這樣的一些知識分子來到李莊，他們隻是進入到一個地方，我覺得不能構成今天李莊文化的全部麵貌。抗戰時期，不同的學術機構、不同的大學，輾轉到桂林、長沙、貴陽、昆明、成都、重慶等不同的地方，但很多地方它並不能真正地產生像今天這樣有魅力的李莊的故事。這就說明一個情況，它不是一個單方麵的問題。比如今天我們到昆明去講西南聯大，流傳下來的故事並不是那麼多，尤其他們跟當地互相交合、互相映照的關係似乎並沒有建立許多。但為什麼獨獨是李莊呢？一個這麼小的地方一下子產生這麼多的學術機構，今天我們覺得它裏頭一定是包含了某種新的價值。那麼這個價值到底是什麼呢？
第一次去過李莊以後，我回去總在思考，我覺得我們今天在談李莊時，談到外來的學術機構，尤其是這些學術機構當中那些在中國乃至是在全世界不同領域的學術史上都非常有地位的知識分子時，更多是在講他們的故事。故事當然是應該講，但是我想可能我們在講這些故事的同時遮蔽了某些東西——遮蔽了當地人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是如何接納這些機構和知識分子的。但更為重要的是為什麼是“李莊”不是“張莊”不是“趙莊”呢？它究竟有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傳統、文化氛圍，可以使得在李莊這個半城半鄉的地方，由當地士紳出麵邀請知識分子來到這裏，並給他們提供那麼多的幫助和方便？所以我覺得將來李莊的故事一定是一個雙向的挖掘。我想，更深一點說，這裏頭其實蘊含了我們封建傳統社會結構當中兩個最重要的階層在中國文明史上的最後一次彙合。
西方有一個詞叫“紳士”，但是中國不叫“紳士”，中國叫“士紳”。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舊社會當中，有兩個階層是非常重要的，幾乎是這個社會的中堅，一個用我們今天的說法是“知識分子”，他們大部分是在中國的鄉村、小城鎮。大家知道中國的古代，政府不像我們今天的政府這麼大，政府真正有效的控製大概就到縣一級。現在我們稱為區、鄉、鎮這樣的一些地方，過去大部分時候我們可以稱之為“村民自治”。“民”要是都像我們今天農村，大家實力相仿，有地有房，是不會產生精神領袖的。不過過去在鄉村當中有一種“宗族製度”。由於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久而久之一些土地會相應地向一些人手裏集中，便出現“地主”。不管是宗族的族長、鄉間的地主還是小城鎮上某種商業領袖，這些人我們大概都把他們叫作“鄉紳”。這些鄉紳其實在大部分時候，構成了中國基層鄉村包括鄉村周圍的小城鎮的中堅，比如說李莊就是這種典型的鄉村，它既是鄉村也是一個商業城市。
古代皇帝從中央開始任命直到縣一級的官員，他便不再向下任命了。民國時期可能某一個人當過鄉長、區長，但這恐怕隻是名義上的，大部分還是以鄉紳為主。由於抗戰這個契機，李莊讓中國的士和紳來了一次最後的結合，從而留下一段段“李莊故事”。新中國成立以後直到今天，中國社會已經改天換地，不過我們仍然可以說“士”這個階層也就是“知識分子”這個階層還在。但是今天我們政府如此之完善，我們不僅從“縣”開始，到了“鄉”到了“鎮”還要進“村”，從此以後，“紳”這個階層在中國的社會階層當中永遠不會再有。所以說李莊故事實際上是一個鄉村與城市，中國基層人民與知識分子，作為領袖的鄉紳們與“士”的階層最後發生的一段故事，而這個故事是這樣美好和意味深長。
從共產黨進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暨紅軍時期以來，我們已經習慣了一個詞一“土豪劣紳”，而這個詞是一個不好的定義。過去鄉村裏麵有沒有劣紳呢？也是有的。但是不是所有“紳”都是劣的呢？那也未必。否則千年以來的中國鄉村是沒有辦法維持它的基本運轉的。如果都當惡霸，都在打家劫舍、強搶民女，農民是沒有辦法生活的，從而鄉村就會凋零不存在了。而中國鄉村一直用這種方式延續到近現代是有它的道理的。“紳”這個字在漢字裏代表古代士大夫束腰的大帶子，引申為束紳的人。《說文解字》裏麵說用這個帶子幹什麼呢——束腰正衣。其實我們穿衣服，就是儀表上要有所約束、規矩，讓我們顯出來一種莊嚴的樣子。引申出來“紳”這個字，其實是這些人他們在生產、經商等活動當中都是對自己有道德要求的，尤其是那些大的家族。作為一個家族的族長，作為一個家族祠堂總的掌門人，他要憑各方麵關係來協調相互之間的情感。如果隻是依靠暴力，恐怕很難達到這種目的。主要還是靠一種“鄉規民約”，靠一種延續的道德來約束自己。自古以來我覺得很好的是鄉紳們有對自己的約束和要求，他們在用“帶子”來維係自己的道德傳統。前幾日我去到揚州，在一個老鄉紳的院子裏摘抄到一幅作為他們傳家格言的對聯，是這樣寫的：“幾百年人家無非積善，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意思是我們一個家族要在一個地方不是隻暴發一代、兩代人，而是要在這傳家幾百年，真要立住腳、繁榮昌盛，便得多做惠及鄰裏的好事，而第一等好事“隻是讀書”。過去鄉紳家中都有一個匾額，這個匾額大多是四個字——“耕讀傳家”，也有“傳家無別法，非耕既讀”。意思是說作為鄉紳這種人你要做什麼事情呢？不是耕作就是讀書。要使後代保持富裕，並不是傳多少錢給他，最好的方法就是讓他們學會節儉和勤勞。“士”很多就是從這些耕讀世家當中出身的，先成為知識分子，再去考科舉。從我們四川曆史上來看，有兩個家族是最有名的。一是蘇洵、蘇軾、蘇轍一門“三狀元”，他們在沒有成為士之前就是當地的有名的鄉紳；到了明代，楊世安一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