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命運共同體”蓄勢待發
中國外交
作者：孫茹
當前，“命運共同體”已成為中國外交炙手可熱的新詞之一，也讓一度沉寂的地區共同體討論重新火了起來。從更大的時空背景看，“共同體”構建在亞太地區並非新生事物。地區共同體的構建曆程告訴我們，亞太“命運共同體”建設任重道遠。
“共同體”構想：你方唱罷我登場
“共同體”（Community）一詞曾長期與歐洲一體化的實踐聯係在一起。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共同體概念在亞太地區逐漸流行，“太平洋經濟共同體”、“亞太經濟共同體”，以及各種次地區的“東北亞經濟共同體”、“中日韓經濟共同體”主張相繼出現，這些主張大多遵循共同體建設“先經後政”的順序，聚焦經濟合作。冷戰結束後，伴隨亞太經濟一體化和安全合作的機製化發展，一些國家提出了涵蓋政治、經濟、安全合作的綜合性地區“共同體”構想。大體上，影響較大的有美國的“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日本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以及澳大利亞的“亞太共同體”構想。
1991年，時任美國國務卿貝克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題為《美國在亞洲：正在出現的太平洋共同體》文章，提出建立“太平洋共同體”，稱穩定繁榮的太平洋共同體構建以經濟一體化、民主化和地區安全機製為三大支柱，這一主張顯然是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構想的一部分。克林頓政府上任不久，正式提出了“新太平洋共同體”構想。1993年7月，克林頓總統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發表演說，提出“現在是美國同日本以及這個地區的其他國家一起創建新太平洋共同體的時候了”。克林頓政府重視亞太經合組織（APEC）的作用，稱APEC是“對新太平洋共同體種種問題進行討論的最有希望的經濟論壇”。可是，克林頓在第二任期對地區多邊合作重視程度下降，重新將加強雙邊同盟作為優先考慮。
小布什政府重心轉向反恐，對朝核問題六方會談投入較大，但缺少參與更大範圍的地區機製的熱情。2006年11月，小布什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提出“亞太自貿區”倡議，但並無實質推動。奧巴馬政府則加大了在亞太投入，推進美日澳、美日韓等盟友間的小多邊對話；發起“下湄公河流域合作倡議”；加入了東亞峰會，並試圖將其改造為討論政治與安全議題的論壇；加入並主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談判。可以看出，在亞太地區層麵，加入並改造現有機製成為奧巴馬政府的主要選擇。
2002年1月，日本首相小泉在新加坡發表講話，提出建立“東亞共同體”的一攬子構想。這一構想有三個層次：第一，以日本與東盟間的合作構成東亞共同體的基礎。第二，發揮“10+3”（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3國）框架的作用。第三，吸收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參加東亞經濟合作。“東亞共同體”包括安全保障內容，主張日本與東盟在打擊恐怖和海盜行動、能源安全、傳染病、環境、禁毒和偷渡等問題上加強安全合作，並在阿富汗重建、裁軍、防止核擴散、聯合國改革等問題上，擴大雙方在世界範圍內的合作。
2009年9月，日本首相鳩山再度高舉“東亞共同體”大旗，提出按照歐盟模式建立“東亞共同體”。鳩山看到東亞曆史遺留問題的複雜性，也深知解決有關國家的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非常艱難，希望借鑒歐盟的經驗，通過經濟上的高度融合，最終找到和平解決爭端的有效途徑。當年10月，鳩山在第二次中日韓首腦峰會上倡議建設“東亞共同體”，得到中韓兩國支持。峰會發表的《中日韓合作十周年聯合聲明》，明確將建設“東亞共同體”作為三國合作的重要內容與目標，使這一構想具有了現實意義。由於鳩山政權謀求與美建立“對等關係”，主張東亞共同體成員以“10+6”（東盟10國加上中、日、韓、印、澳、新西蘭）為基礎，對是否包括美國態度不明，引發美國對鳩山版“東亞共同體”的疑慮。
在鳩山版的“東亞共同體”出台之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於2008年6月提出“亞太共同體”構想，並在2009年香格裏拉對話會的基調演講中作了進一步闡述。陸克文指出了建立“亞太共同體”的必要性，“全球地緣戰略和地緣經濟重心正在向亞太轉移”，“亞太地區正處於巨大的變化中”，“亞太地區麵臨著經濟、政治、戰略及環境等一係列挑戰，卻沒有任何一種公共機製具備足夠的資格或權力去應對這些挑戰”。建立“亞太共同體”可以發揮多重作用，能夠就“經濟、政治問題以及與安全有關的未來挑戰進行全方位的對話、合作與行動”，將成為比APEC、東盟及東亞峰會更具影響力、使地區各國間合作更加緊密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但由於“亞太共同體”重視發揮亞太大國的作用，希望克服東盟“小馬拉大車”的局限，遭到東盟國家的冷落，其他一些國家的支持也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