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會議”一共開了五次，分別是9月10日、11日、12日、29日和10月22日。這幾次會議，“拉開了中央領導層的整風運動的帷幕”。
後來寫入黨的第一個曆史決議的“劉少奇是白區工作正確路線的代表”的提法，就是在這期間提出的。
在編輯《六大以來》和召開“九月會議”期間，還產生了兩個毛澤東稱之為“副產品”的重要文獻，即毛澤東為“九月會議”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以下簡稱《曆史草案》）和閱讀了九篇文獻後寫的讀書筆記（以下簡稱“九篇文章”）。在《曆史草案》中，毛澤東批判了“左”傾路線在組織形態上的“極端惡劣的宗派主義”。在談到1931年5月臨時中央組成的問題時指出：在臨時中央人選的委任上，出現了“故意地壓抑劉少奇同誌，而提拔了兩個新黨員（博古、洛甫）”，“來掌握全黨最高實權的怪事”。在“劉少奇同誌”後麵，毛澤東特意在括號中加寫了一段話：“他是很好的與很老的群眾領袖，又是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此處記憶有誤。劉少奇在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至1943年3月政治局會議前沒有變化）
“九篇文章”寫於《曆史草案》之前，是毛澤東在編輯《六大以來》過程中，閱讀了六屆四中全會以來代表王明“左”傾錯誤路線的九篇文獻後有感而發的讀書筆記。
毛澤東在這組文章中多次提到劉少奇。在談到白區工作時，他說：“我黨在國民黨區域工作中，不但有劉少奇同誌那樣的正確的領袖人物，而且有不少類似他的同誌。可惜一概被臨時中央斥之為‘機會主義者’。”談到“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馬列主義”與真馬列主義的區別時，說：“‘左’傾教條主義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劉少奇同誌以及還有許多的同誌是後者的代表。”從毛澤東的這些觀點可以看出，劉少奇是“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出自於毛澤東。
當然，毛澤東的想法不是孤立的，得到了當時在延安的黨內高層幹部的認同和響應。
第四次是1942年劉少奇回延安途中
1942年3月19日，劉少奇奉命從蘇北阜寧單家港出發，曆經九個多月，穿越敵人130餘道封鎖線，行程3000裏，於年底安全回到延安。
對於劉少奇回延安之行的安全問題，毛澤東給予了異乎尋常的關切，僅有關安全的電報就多達十幾封，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10月9日，劉少奇尚在途中，到達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延安《解放日報》全文發表了劉少奇《論黨內鬥爭》一文。毛澤東親筆為此文寫了編者按語：“這是劉少奇同誌於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在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誌所必讀。現當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期間，特為發表，望全黨同誌注意研讀。”
毛澤東在這一時期的講話中還多次提到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著作。在西北局高幹會上，他稱讚說：“劉少奇的文章講得很好。”
1943年元旦，即劉少奇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延安楊家嶺大禮堂舉行盛大新年團拜會。這次團拜會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歡迎劉少奇從華中歸來。當時在延安的中央主要領導人幾乎全數出席了這次團拜會，毛澤東和朱德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第二天，延安發行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又在頭版頭條發表了劉少奇回到延安和中共中央舉行盛大活動歡迎劉少奇的消息。
得到毛澤東的賞識，並得到黨內高級幹部的一致認可，有了這樣的政治基礎，劉少奇回到延安後職務得到大幅度提升，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層，就是曆史的必然了。
（摘自《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