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工關雲吉的一戰經曆（4）
2014反思一戰 百年曆史備忘錄
華工的歸來在不少人眼中不僅是“器物”層麵，更是中國的未來。中華民國首任教育總長蔡元培在巴黎協助李石曾開辦華法教育會，成立華工學校。戰後，他率先喊出了“勞工神聖”，這成為影響幾代人的樸實觀念。李大釗亦對華工大加稱讚：一戰的勝利，是庶民的勝利、勞工主義的勝利。
現實卻是當頭一棒。14萬老鄉參戰幫助中國贏得了巴黎和會的參會席位，卻沒能贏回青島。這深深刺痛了國人，也成為五四運動的導火索。
“因為不公正的對待，有的華工在一戰結束時對西方文明有一定的失望。有些人，去歐洲的時候把辮子剪掉了，走的時候又蓄了起來。”美國研究者弗雷女士對本刊說，她研究德國曆史時對“一戰華工”產生濃厚興趣。
“有傷風化的”與當土匪的多數人在法國的工資隻能維係生活，身上無過多結餘。
母親攢下的大洋派上了用場，關雲吉買了六畝地，翻修了房子，五十歲時從鄰村說了媳婦，1927年生下了關長忠。兒時的關長忠虎頭虎腦，很討人喜歡，鄉親們常分他好吃的，“你看，關家有後了。”
關家的生活卻沒大的改變，關雲吉接著種地，手上的積蓄很快花光，貧賤夫妻百事哀，他和妻子為瑣事爭吵不斷，幾年後害了眼疾，雙目失明。他嚐盡沒讀過書的苦，堅持送兒子進私塾，但讀了不到一年，日本鬼子又來了。
“老師發的那個本子還沒寫滿字，書就沒法念了。”關長忠對此印象深刻，10歲那年他回到田裏，再大一些就跟著鄉親們推小車賣鹽，養活二老。
朱家村的三十位華工全部留在村裏，買房買地，結婚生子。
“沒見他們帶動起什麼新發展，要是有，村裏人早就看見了。小農經濟，講究的是個人種個人的地，個人過個人的日子。”68歲的王謀昌搖著頭對本刊記者說。
南馬坊村的於誌昌教兒子唱在法國學的歌謠，“全同胞，莫賭錢，多攢錢，建家鄉……”據於振明回憶，父親回來時帶的積蓄不多，奶奶已經將領取的大洋花得差不多了，隻剩下呢子大衣，紀念章和相片。
嫖和賭是華工的兩大惡習，有人回國後仍未改掉，高俊嶺等人把辛苦積攢的薪資拿來賭博，最終窮困潦倒。少數華工甚至去當了土匪，劫火車，搶百姓。他們見識過新式武器，“軍事經驗豐富”，會挖戰壕，對鐵路也熟悉，這些經驗終於有了“用武之地”。
還有部分華工皈依了基督教，“基督教青年會是我認為唯一幫助華工提高生活水平的集體，他們保證了華工的食物，努力照顧他們，”弗雷女士說，“但他們的宗旨是傳教，希望華工回家後能夠把基督教帶回中國。我不認為華工達成了他們的期待，因為巴黎和會後，中國人認為自己被西方背叛了，因此對西方的事物又開始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