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無形感情
感情有著極大的鼓舞力量，因此，它是一切道德行為的重要前提，誰要是沒有強烈的誌向，也就不能夠熱烈地把這個誌向體現於生活追求中。
—— 凱洛夫
怎樣做人
◎［中國］蕭紅
許先生：
還是在12月裏，我聽說霞飛坊著火，而被燒的是先生的家。這謠傳很久了，不過我是12月聽到。我看到你的信，我才曉得那件事已經很晚了，那還是10月裏的事情。但這次（信）來得很好，因為關心這件事情的人太多，延安和成都，都有人來信問過。再說二周年祭，重慶也開了會，可是那時我不能去參加，那理由你是曉得的。你叫我收集一些當時的報紙，現在算起，過了兩個月了，但怕你的貼報簿仍沒有重慶的篇幅，所以我還是在收集，以後掛號寄上，因為過時之故，所以不能收集得快，而且也怕不會。這都是我這樣的年輕人做事不留心的緣故，不然何必現在收集呢？不是本來就應該留起的嗎？
名叫《魯迅》的刊物，至今尚未出。替轉的那幾張信，謝謝你。你交了白卷，我不生氣（因為我不敢），所以我也不小氣，打算給你寫文的。不知現在時間已過你要不要？
《魯迅》那刊物不該打算得那樣急，為的是趕二周年，因為周先生去世之後，算算自己做的事情太少，就心急起來，心急是不行的，周先生說過，這心急要拉得長，所以這刊物我一直計算著，有機會就要出的。年底看，在這一年中，各種方法我都想，想方（法）收集稿子，想法弄出版機關，即最後還想法自己弄錢。這三條都是要緊的，尤其是關於稿子，這刊物要名實合一，要外表也漂亮，因為導師喜歡好的裝修（漂亮書），因為導師的名字不敢侮辱，要選極好的作品，做編輯的要鐵麵無私，要寧缺毋濫，所以不出月刊，有錢有稿就出一本，不管春夏秋冬，不管3月5月，整理好就出一本，本頭要厚，出一本就是一本。載一長篇，三二篇短篇，散文一篇，詩有好的要一篇，沒有好的不要。關於周先生，要每期都有關於他的文章、研究、傳記……所以先想請你做傳記的工作（就是寫回憶文），這很對不起，我不該就這樣指定，我的意思不是指定，就是請你具體地讚同。還請求茅盾先生，台靜農先生……若讚同就是寫稿。但這稿也並不收在我手裏（登出一期，再寫信討來一段），因為內地警報多，怕燒毀。文章越長越好，研究我們的導師非長文不夠用，在這一年之中，大概你總可以寫出幾萬字的，就是這刊物不管怎樣努力也不出的話，那時就請你出單行本吧，我們都是要讀的。導師的長處，我們知道得太少了，想做好人是難的。其實導師的文章就夠了，絞了那麼多的心血給我們還不夠嗎？但是我們這一群年輕人非常笨，笨得就像一塊石頭，假若看了導師怎樣對朋友，怎樣看電影，怎樣包一本書，怎樣用剪子連包書的麻繩都剪得整整齊齊。那或者幫助我們做成一個人更快一點，因為我們連吃飯走路都得根本學習的，我代表青年們向你呼求、向你要索。
我們這裏一談起話來就是導師導師，不稱周先生也不稱魯迅先生，你或者還沒有機會聽到，這聲音是到處響著的，好像街上的車輪，好像簷前的滴水。
1939年3月14日
chapter ④
Sheng Huo De Wu Xing Gan Qing
論氣節
◎［中國］朱自清
氣節是我國固有的道德標準，現代還用著這個標準來衡量人們的行為，主要的是所謂讀書人或士人的立身處世之道。但這似乎隻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會這種傳統的標準，他們在用著正在建立的新的標準，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這傳統，青年代卻不理會它，這種脫節的現象是這種變的時代或動亂時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麼討論。直到近年，馮雪峰先生才將這標準這傳統作為問題提出，加以分析批判：這是在他的《鄉風與市風》那本雜文集裏。
馮先生指出“士節”的兩種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說後者往往因為脫離了現實，成為“為節而節”的虛無主義者，結果往往會變了節。他卻又說“士節”是對人生的一種堅定的態度，是個人意誌獨立的表現。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是這種人物和造就或完成，隻有在後來的時代，例如我們的時代。馮先生的分析，筆者大體同意；對這個問題筆者近來也常常加以思索，現在寫出自己的一些意見，也許可以補充馮先生所沒有說到的。
氣和節似乎原是兩個各自獨立的意念。《左傳》上有“一鼓作氣”的話，是說戰鬥的。後來所謂“士氣”就是這個氣，也就是“鬥誌”；這個“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似乎就是這個氣的轉變與擴充。他說“至大至剛”，說“養勇”，都是帶有戰鬥性的。“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義”就是“有理”或“公道”。後來所謂“義氣”，意思要狹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氣”的分支。現在我們常說的“正義感”，雖然特別強調現實，似乎也還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氣”聯係著的。至於文天祥所歌詠的“正氣”，更顯然跟“浩然之氣”一脈相承。不過在筆者看來兩者卻並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強調那消極的節。
節的意念也在先秦時代就有了，《左傳》裏有“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的話。古代注重禮樂，樂的精神是“和”，禮的精神是“節”。禮樂是貴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說是目的。
他們要定等級，明分際，要有穩固的社會秩序，所以要“節”，但是他們要統治，要上統下，所以也要“和”。禮以“節”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著；樂以“和”為主，可也得跟“節”配合著。節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這個道理，我們可以說所謂“聖達節”等等的“節”，是從禮樂裏引申出來成了行為的標準或做人的標準；而這個節其實也就是傳統的“中道”。按說“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節”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亂，這就帶上消極性了。
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在野的士人紛紛的批評和攻擊宦官們的貪汙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學。這些在野的士人雖然沒有嚴密的組織，卻已經在聯合起來，並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們害怕了，於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領導人。這就是所謂“黨錮”或“鉤黨”，“鉤”是“鉤連”的意思。從這兩個名稱上可以見出這是一種群眾的力量。那時逃亡的黨人，家家願意收容著，所謂“望門投止”，也可以見出人民的態度，這種黨人，大家尊為氣節之士。氣是敢作敢為，節是有所不為——有所不為也就是不合作。這敢作敢為是以集體
生活的無形感情
的力量為基礎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氣”與世俗所謂“義氣”隻注重領導者的個人不一樣。後來宋朝幾千太學生請願罷免奸臣，以及明朝東林黨的攻擊宦官，都是集體運動，也都是氣節的表現。
但是這種表現裏似乎積極的“氣”更重於消極的“節”。
在專製時代的種種社會條件之下，集體的行動是不容易表現的，於是士人的立身處世就偏向了“節”這個標準。在朝的要做忠臣。這種忠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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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④
Sheng Huo De Wu Xing Gan Qing
Yang GuanG Xia Zui Kuai De Cheng Zhang Mei De Mei Wen
美德美文
是表現在冒犯君主尊嚴的直諫上，有時因此犧牲性命；或是表現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國上。忠而至於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這種人表示不願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遊離於現實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隱逸之士了。這兩種節，忠節與高節，都是個人的消極的表現。忠節至多造就一些失敗的英雄，高節更隻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漢，甚至於一些虛無主義者。原來氣是動的，可以變化。我們常說誌氣，誌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裏，誌和氣是配合著的。節卻是靜的，不變的；所以要“守節”，要不“失節”。有時候節甚至於是死的，死的節跟活的現實脫了榫，於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結果變了節，馮雪峰先生論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從統治階級的立場看，“忠言逆耳利於行”，忠臣到底是衛護著這個階級的，而清高之士消納了叛逆者，也是有利於這個階級的。所以宋朝人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原先說的是女人，後來也用來說士人，這正是統治階級代言人的口氣，但是也表示著到了那時代士的個人地位的增高和責任的加重。
“士”或稱為“讀書人”，是統治階級最下層的單位，並非“幫閑”。他們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嚐不如此。固然在野的處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縛，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們得吃飯，這飯恐怕還得靠農民耕給他們吃，而這些農民大概是屬於他們做官的祖宗的遺產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門麵話，就是偶然有個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淵明，精神上或意識形態上也還是在負著天下興亡之責的士，陶的《述酒》等詩就是證據。可見處士雖然有時橫議，那隻是自家人吵嘴鬧架，他們生活的基礎一般的主要的還是在農民的勞動上，跟君主與在朝的大夫並無兩樣，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識形態，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終於變質了，這可以說是到了民國時代才顯著。從清朝末年開設學校，教員和學生漸漸加多，他們漸漸各自形成一個集團；其中有不少的人參加革新運動或革命運動，而大多數也傾向著這兩種運動。這已是氣重於節了。等到民國成立，理論上人民是主人，事實上是軍閥爭權。這時代的教員和學生意識著自己的主人身份，遊離了統治的軍閥；他們是在野，可是由於軍閥政治的腐敗，卻漸漸獲得了一種領導的地位。他們雖然還不能和民眾打成一片，但是已經在漸漸的接近民眾。五四運動劃出了一個新時代。自由主義建築在自由職業和社會分工的基礎上。教員是自由職業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補的官。學生也可以選擇多元的職業，不是隻有做官一路。他們於是從統治階級獨立，不再是“士”或所謂“讀書人”，而變成了“知識分子”，集體的就是“知識階級”。殘餘的“士”或“讀書人”自然也還有，不過隻是些殘餘罷了。這種變質是中國現代化的過程的一段，而中國的知識階級在這過程中也曾盡了並且還在想盡他們的任務，跟這時代世界上別處的知識階級一樣，也分享著他們一般的運命。若用氣節的標準來衡量，這些知識分子或這個知識階級開頭是氣重於節，到了現在卻又似乎是節重於氣了。
知識階級開頭憑著集團的力量勇猛直前，打倒種種傳統，那時候是敢作敢為一股氣。可是這個集團並不大，在中國尤其如此，力量到底有限，而與民眾打成一片又不容易，於是碰到集中的武力，甚至加上外來的壓力，就抵擋不住。而一方麵廣大的民眾抬頭要飯吃，他們也沒法滿足這些饑餓的民眾。他們於是失去了領導的地位，逗留在這夾縫中間，漸漸感覺著不自由，鬧了個“四大金剛懸空八隻腳”。他們於是隻能保守著自己，這也算是節罷；也想緩緩的落下地去，可是氣不足，得等著瞧。可是這裏的是偏於中年一代。青年代的知識分子卻不如此，他們無視傳統的“氣節”，特別是那種消極的“節”，替代的是“正義感”，接著“正義感”的是“行動”，其實“正義感”是合並了“氣”和“節”，“行動”還是“氣”。這是他們的新的做人的尺度。等到這個尺度成為標準，知識階級大概是還要變質的罷？
chapter ④
Sheng Huo De Wu Xing Gan Qing
對自己忠實
◎［英國］莎士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