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日本的障子。
寄.意
我是《中學生》創辦人之一，從創刊號至七十六期止，始終主持著編輯等社務。所以在我，本誌好比一個親自生育、親手養大的兒女。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戰事起後不多日，在校印中的本誌七十七期隨同上海梧州路開明書店總廠化為灰燼。嗣後社中同人流離星散，本誌也就在上海失去了蹤影。
兩年以後，我在上海聞知開明同人已在內地取得聯絡，獲得據點，本誌也由原編輯人葉聖陶先生主持複刊了。這消息很使我快慰，好比聞知戰亂中失散的兒女在他鄉無恙一般。——實際上，我真有一個女兒隨葉聖陶先生一家輾轉流亡到了內地的。從此以後，遇到從內地來的人，就打聽本誌在內地的情形。兩地相隔遙遠，郵信或斷或續，印刷品寄遞尤不容易。偶然從來信中得到剪寄的本誌文字一二篇，就同遠人的照片一樣，形影雖然模糊，也值得珍重相看。
直至勝利到來，才見到整冊的複刊本誌若幹期。嗣後逐期將在上海重印出版。上海不見本誌，已有八個多年頭，一般在上海的老讀者見了不知將怎樣高興。
我曾為本誌寫過許多稿子。可是在內地複刊以後，因為郵遞不便，和個人生活不安，心情苦悶等種種原因，效力之處很少。記得隻寄過一篇譯稿。我的名字已和讀者生疏了。從今以後，願繼續為本誌執筆。近來我正病著，如果健康允許的話，一定要多寫些值得給讀者看的東西。
黃包車禮讚
自從到上海作教書匠以來，日常生活中與我最有密切關係的要算黃包車了。我所跑的學校，一在江灣，一在真茹，原都有火車可通的。可是，到江灣的火車往往時刻不準，到真茹的火車班次既少，車輛又缺，十次有九次覓不到坐位，開車又不準時，有時竟要擠在人群中直立到半小時以上才開車。在北站買車票又不容易，要會拚命地去擠才可買得到手。種種情形，使我對於火車斷了念，專去交易黃包車。
每日清晨在洗馬子聲裏掩了鼻子走出寶山裏，就上黃包車到真茹。去的日子，先坐到北站，再由鐵柵旁換雇車子到真茹。因為隻有北站鐵柵外的黃包車夫知道真茹的地名的。江灣的地名很普通，凡是車夫都知道，所以到江灣去較方便，隻要在裏門口跳上車子，就一直會被送到，不必再換車了。
從寶山裏的寓所到真茹須一小時以上，到江灣須一小時光景，有時遇著已在別個乘客上出盡了力的車夫，跑不快速，時間還要多化些。總計，我每日在黃包車上的時間，至少要二小時光景，車費至少要小洋
七八角。時間與經濟，都占著我全生活上的不小部分。
聽說吳稚暉先生是不坐黃包車的。我雖非吳稚暉先生，也向不喜歡坐黃包車，當專門坐黃包車的開始幾天，頗感困難，每次要論價，遇天氣不好，還要被敲竹杠，特別是閘北華界，路既不平，車子竟無一輛完整的，車夫也不及租界的壯健能跑，往往有老叟及孩子充當車夫的。無論在將坐時，正坐時，下車時，都覺得心情不好。不是因為他走得慢而動氣，就是因為他走得吃力而憫憐，有時還因為他敲竹杠而不平。至於因此而引起的對於社會製度的憤悶，又是次之。
可是過了一二個月以後，我對於一向所不喜歡的黃包車，已坐慣了，不但坐慣，還覺到有時特別的親切之味了。橫豎理想世界不知何日實現，汽車又是不夢想坐的，火車雖時開時不開，於我也好像無關，我隻能坐黃包車。現世要沒有黃包車，是不可能的夢談。沒有黃包車，我就不能妓女出局似地去上課，就不能養家小，我的生活，完全要依賴黃包車，黃包車才是我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