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樣的空氣中過了半年中學生活，第二學期又輟學了。這次輟學，並非由於拿不出學費，乃是為了要代替父親坐館。原來，父親在一年來已在家授徒了，一則因鄰近有許多小孩子要請人教書，二則父親嫌家裏房屋太大，住了太寂寞，於是就在家裏設起書塾來。來讀的是幾個族裏與鄰家的小孩。中途忽然有一位朋友要找父親去替他幫忙，為了友誼與家計，都非去不可。書館是不能中途解散的，家裏又無男子，很不放心，於是就叫我輟學代庖。功課當然是我所教得來的。學生不多，時間很有餘暇，於是一壁教書，一壁仍行自修。家裏人頗思叫我永繼父職，就長此教書下去，本鄉小學校新立，也邀我去充教習，但我總覺得於心不甘。
恰好有一個親戚的長輩從日本留學法政回來，說日本如何如何地好，求學如何如何地便利。我對於日本留學夢想已久了，聽了他的話，心乃愈動。父母並不大反對，隻是經費無著。乃遍訪親友借貸，很費力地集了五百元，冒險赴日。
當時赴日留學幾成為一種風氣，東京有一個宏文學院，就是專為中國留學生辦的，普通科二年畢業，除教日語外，兼教中學課程。凡想進專門以上的學校的，大概都在那裏預備。我因學費不足兩年的用度，乃於最初數月請一日本人專教日文，中途插入宏文學院普通科去。總算我的自修有效，英算各科居然尚能銜接趕上。在那裏將畢業的前二三月，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招考了，我不待畢業就去跨考，結果幸而被錄取。當時規定，入了官立專門學校，就有官費的，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辦。我入高工後快將一年，猶領不到官費，家中已為我負債不少，結果乃又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國，謀職糊口。我的中學時代就此結束了，那年我二十一歲。
總計我的中學時代，經過許多的周折，東補西湊，斷續不成片斷。我為了修得區區的中學課程，曾經過不少磨難，空費過長期的光陰。這種困苦的經驗，當時不但我個人有過，實可謂是一般的情形。現在的中學生，在這點上真足羨豔，真是幸福。
做了父親
《婦女雜誌》的記者想約幾個朋友來寫些做了父親以後的話，又因為我在朋友中年齡較大，被認為老牌的父親，要求得格外懇切，以為一定非寫不可。
真的，我是個老牌的父親。說也慚愧，我今年四十五歲，已有孫兒，不但做了父親，且已做了父親的父親了。
我因為家庭的種種關係，十七歲就結婚。第一次做父親，是在二十歲那年。做父親如此之早，在現在看來，自己也似乎覺得很奇怪，但在二十五年以前，卻是極普通的事。我一共有過五個兒女，現存者四個，最大的二十五歲，最小的十二歲。
人常把小孩比諸天使，我卻一般地不喜歡小孩，自己也不知道這是甚麼緣故。我不曾逗弄過小孩，非不得已，也不願抱小孩。當妻偶然另有事須做，把懷中的小孩“哪，叫爸爸抱”地送過來，我總是搖頭皺眉，表示不高興。至於攜了會走的兒女去買物看戲或探問親友等類的事，差不多一次都不曾有過。妻常怨我冷淡，叫我“外國人”（因為我曾留學日本，早就沒有辮子）。那末，說我不愛兒女嗎？那也不然。這話可由反麵來自己證明，當我的第三個小孩於五歲夭死的那一年，我曾長期地沉陷於頹喪的心情中，覺得如失了寶貝一樣。即至今偶然念及，也仍不免要難過許多時候。
我對於兒女，一直取著聽其自然的主義。“聽其自然”，原不好算甚麼主義，隻是迫於事實不得不然的一種敷衍辦法。在妻初懷著長男的當時，對於未來兒女的教養，也曾在少年幼稚的心胸中像煞有介事地作過許多一知半解的計劃：哺乳該怎樣？玩具該怎樣？複習要怎樣監督？職業要怎樣指導？婚姻要怎樣顧問？可是一經做了父親以後，甚麼都不曾辦到。那情形差不多等於為政者說謊。為政者在未爬上政治的座位以前，必有一番可以令人動聽的政治理想或政綱之類的，及權位到手，自食其言的不消說了，即真想實行其對民眾所作的約束，也常感到事實上的困難不得已而變節了。我於做父親以後，就感到一種幻滅。第一是因為自己須出外糊口，不能與兒女們常在一處，第二是沒有財力與閑暇去對付他們。結果，兒女雖逐漸加多加長，理想卻無從實現。橫豎弄不好，於是隻好聽其自然。覺得還是聽其自然，比較地可以減少些責任。校課成績，聽其自然，職業，聽其自然，婚姻，也聽其自然。
當我的長男在商店學滿生意，自己看中了一個姑娘，親戚某君拍著胸脯替他去做媒說合的時候，我曾鄭重聲明不管一切。長男的嶽家不相信，以為這隻是說說罷咧，哪裏會有父親不管兒子娶親的道理？後來見我真不管，於是“外國人”的名聲乃愈傳愈遠。在他們結婚的那天，我送了一百元錢的賀禮去，吃過一餐的喜酒就回來了。（五十元或百元的禮，我每年總要送一二次。我於近二十年來，不送一元二元的禮，在一方麵呢，遇到親友家裏有婚喪大事，而境況窘苦的時候，就設法籌一筆大錢送去作禮。省去了零星的應酬，把財力集中於一處，我覺得這是一件很合算的事。）至今兒媳們隻從他們的小家庭裏像親戚似地來往著，
因之普通家庭間常見的姑媳間的糾紛，在我家卻未曾經驗過。
我與長男，彼此經濟已獨立多年了。他雖已另立門戶，作著一家之主，可是能力很薄弱，而且數年前曾有一時頗荒唐。我對他雖很不放心，但也隻好聽其自然。我覺得父兄對於子弟須負全責的話，隻是舊時代的一種理想。在舊日職業世襲，而且以農業為中心的社會裏，父兄與子弟自朝到晚都在一處，做父兄的對於子弟的行為，當然便於監督指導，可以負責的。至於現今，尤其是我們這一類人，這話就無從說起了。我在上海作教書匠，我的兒子在漢口作商業夥計，他如果不知自愛，在那裏賭錢或嫖妓，我有甚麼方法知道，用甚麼方法幹涉他呢？結果隻好聽其自然了。
長男以下，還有一男二女。有的尚未成年，有的已經成年了尚未結婚，當然隻好留在家裏養活他們，或送到學校裏去。我雖衷心地默禱，希望他們將來都成一個“人”，但在像我這樣的父親與現今的時代之下，究竟前途怎樣，也隻好聽其自然，看他們自己的努力與運命如何了。
我的做父親的情形，不過如此。我敢自己公言：我雖二十五年來然地做著父親，而自問卻未曾真正地做過一日父親。
刊《婦女雜誌》第十七卷一號（1931年1月1日）
弘一法師之出家
今年舊曆九月二十日，是弘一法師滿六十歲誕辰。佛學書局因為我是他的老友，囑寫些文字以為記念，我就把他出家的經過加以追敘。他是三十九歲那年夏間披剃的，到現在已整整作了二十一年的僧侶生涯。我這裏所述的，也都是二十一年前的舊事。
說起來也許會教大家不相信，弘一法師的出家，可以說和我有關，沒有我，也許不至於出家。關於這層，弘一法師自己也承認。有一次，記得是他出家二三年後的事，他要到新城掩關去了，杭州知友們在銀洞巷虎跑寺下院替他餞行，有白衣，有僧人。齋後，他在座間指了我向大家道：
“我的出家，大半由於這位夏居士的助緣。此恩永不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