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金沙不通舟，水急天高一望愁，何日天人開一線，聯艢銜尾往來遊’！人們懷著美好的希冀，無奈著銅運前途那要命的急流險灘......”
薄廣副主席道：“清朝乾隆、嘉慶時期，我們東川古城產的銅，每年清政府額定要運往京城的高達六百多萬斤，數量巨大。‘堂琅一邑，幅員遼闊，壤接川黔，固商旅輻輳之區也。而歲運京銅，不下數百萬，尤於運道為扼要焉。奈地多崇崖峻嶺，山重水複，令人同嗟蜀道難之難者！其處蓋不一而足。’乾隆56年，在修繕銅運道路的碑文上留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說到這裏，他指著門外的一輛載重十噸的卡車說：“在今天，這三千多噸銅要運到京城也許問題不大，一百五十車就裝完了。但在那個時候，如果僅僅依靠馬幫運輸，翻山越嶺的運銅道路無法滿足古城日益增加的產量，陸運輾轉千裏，沿途山高穀深，極其艱難，塌方、滑墜、匪患……途中不時發生的事件，讓人提心吊膽防不勝防。此時，修繕陸路、開辟水道成為京運必須解決的首要問題”。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雲南總督慶複、巡撫張允隨向朝廷奏稱，“前閩省請買滇銅二十萬斤，江蘇請買滇銅五十萬斤。查滇省每年辦運京銅共七百三十餘萬斤，同路運送，馱腳每苦不敷。今浙、閩兩省又共請七十萬斤，實難運濟。”各省鑄幣所需銅料劇增，銅路艱難成了買辦滇銅的最大製約。
慶複調任兩廣總督後，雲南巡撫張允隨奏稱：“開鑿通川河道，實為滇省大利，已兩次委員勘察。自東川府由小江入金沙江，溯流至新開灘一路，直通四川瀘州。雖崎嶇險阻，要皆人力可施，堪以化險為夷，以資利濟。”要求開通金沙江水運，以滿足銅運的需求。
張允隨奏本通過廷議、反複權衡利弊後，得到乾隆的應允，“以期一勞永逸”，遂致金沙江水路工程立項開工。沒有機械，沒有炸藥，就積薪燒岩，潑水毀石，工程啟動。
用今天的話說，這項國家重點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報告》是一廂情願，不可行的。朝廷立項也是相信依靠地方官員的反複報告、請示，沒有經過認真的評審，全憑皇上一句話，是草率、盲目的。其結果必然以失敗而告終。
作出這樣的決策，情有可原。這是由當時根本談不上的交通和古老的信息傳遞方式所決定了的。朝廷官員不可能到現場進行全麵的實地勘察、反複論證，也就不可能作出科學的決策。況且，負責銅運的官員在吃盡銅運苦頭之後，改變萬裏京運現狀的迫切要求也讓“用人不疑”的乾隆皇帝不得不冒著風險一試。於是，批準了這個工程項目。
到了乾隆七年五月，已修竣金沙江上遊自小江口雙龍灘至金沙江廠河口灘大小五十餘灘。下遊自利遠灘至新開灘一帶工程646裏，應開修者共62灘，“估需銀十餘萬兩，俟冬季水落興工。”乾隆對金沙江河道開修並不放心，乾隆當年又委派欽差大臣新柱會同四川總督尹繼善沿江勘察，與張允隨一同會商。十月，張允隨再奏：“會勘金沙江通川河道，實可開修。”乾隆下旨：“既可開通，可詳酌妥協為之，以成此善舉。”
“興天地萬物之力，開千古閉塞之江”。金沙江航運浚導工程，於乾隆五年開工，乾隆十三年竣工，曆時8年。由滇省最高官員全程負責，耗銀數十萬兩，投入民工80萬，至乾隆八年四月，張允隨奏報：“金沙江上遊各灘工程垂竣，試運京銅，並無險阻。”金沙江航道基本開通。乾隆九年，下遊也基本開通，原所勘64處險灘，1300餘裏，共開鑿84灘。除蜈蚣嶺等15灘，因為天險而無法施工，改修旱路外其他全部通水路。“各灘凡遇中洪洶湧，不能行舟者，築壩逼水，將灘石燒毀，鑿出船路，以避中流之險。次險者亦將水麵水底礙船巨石鑿開，於兩岸絕壁上鑿出高低牽路一萬餘丈。”疏浚金沙江航道，工程艱巨由此可見一斑。
金沙江航道基本疏通，張允隨奏報“盡皆開通”，“安然無虞”，隨即開始大批運銅。
水運第一站是位於東川、古城和巧家三地接壤的小江口。源出古城縣內流淌121公裏注入金沙江的以禮河和巧家蒙姑小江，在這裏與金沙江相遇，洄水交會，然後擰成一股，滾滾東去。從東川礦區開采的銅運到這裏的象鼻嶺裝船啟運，然後開始萬裏之行，向著北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