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天一哦了一聲。阿清便撓了撓寸板頭，嘿嘿直笑說，孫老師您坐。又招呼高明軍坐下，孫天一尷尬一笑，說，你寫的那篇小說叫什麼來著？我這一時還真想不起來了。阿清說，是一篇散文，叫《大雪小雪又一年》的，已經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了。這樣一說，孫天一終於想起來了，說，哦——你以前不是在一間模具廠上班的麼？什麼時候當了老板了！阿清說這店開了快一年了。孫天一便問生意如何、現在還寫不寫東西？阿清說生意還過得去，苦點兒累點兒心裏高興。文章是早就沒寫了，一天忙到晚的，靜不下心來了。又問，孫老師您是來找溫誌國的吧？孫天一說你怎麼知道？！阿清說，是我讓溫誌國打電話找您的。說著又到櫃台內拿了一包黃泥花生、一包話梅和一袋蘇打餅幹，放在桌上。孫天一說，我正是為這事兒來的。這位是高明軍律師，是我們專門找來幫溫誌國打官司的。阿清說，那可真是太好了！我早跟溫誌國說了，這事隻要找到孫老師，您肯定會幫忙的。真沒想到，您還請了律師，跑這麼老遠專門來找他。溫誌國要是知道了，不定樂成什麼樣兒呢。孫天一的臉不由紅了一紅。高明軍問，溫誌國現在在哪兒？阿清說，他被老板炒了魷魚趕出了廠，住在旅社裏。今天一早又去勞動站了，到這時還不見影子，也不知結果怎麼樣？高明軍便仔細地問了阿清關於溫誌國被打一事的前因後果。阿清都詳細的一一說了。三人邊吃花生邊閑聊，不一會兒，花生殼就堆了一堆。
坐了一個多小時，溫誌國還是沒有回來，孫天一起身告辭。阿清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袖，說孫老師您再坐會兒，說不定溫誌國就快回了呢。孫天一說，不了，下午還要上班，再坐該遲到了。阿清說，孫老師你講笑話的麼，你們當記者的天天在外麵跑采訪，有什麼遲到不遲到的。孫天一說，我也是打工仔，不過是給國家打工罷了，哪像你這小老板自由自在？又說，見了溫誌國麻煩你轉告一聲，說我們來過了，讓他給我打個電話。阿清說放心吧孫老師，我一定幫您把話帶到。隻是您老遠來一趟，我都沒時間好好招待一下就………孫天一說，往後有的是機會，說不定晚上我們又會過來的。說完騎了摩托車，和高明軍一**去了。摩托車不見了影兒，阿清還站在店門口呆呆地望著。覺得剛才的一幕簡直像夢一樣，掐了一把大腿，又望著桌子上的一片狼藉，知道剛才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的，《異鄉人》的孫記者剛剛還在這兒跟他阿清吃東西聊天來著。便沒有收拾桌子，想等溫誌國來了，好讓他看清，這可是孫記者吃剩下的花生。門口有幾個打工妹結伴走過，朝阿清的店裏望了一眼，阿清親熱地打著招呼：靚妹，上班了？四個打工妹哄地一陣嬉笑，雀子一樣地向前飛去。阿清一時興起，翻出了紙筆，想伏案寫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詩什麼的。等下次見了孫老師，要當麵討教的。
孫天一回到雜誌社，看見桌上有一封信，是北京的一家大刊物寄來的，拿起信封一掂量，心裏先涼了半截。撕開一看，果然是退稿。心情一下子糟糕了起來。想到自己在打工一族中擁有了大量的讀者，可作品總是得不到主流文壇的認可。去年一年，他寫了近十個中短篇，居然沒有一個能在內地的純文學刊物上發表出來的。孫天一甚至開始懷疑自己不是寫小說的料。心裏一煩，也沒了心思看稿，尋了今天的《南城都市報》來看。有一篇人物專訪，是采訪去年的南城十佳外來青工的。看一眼，知道這種專訪多是言過其實的，苦苦一笑，又翻到副刊，依舊是那麼幾張老麵孔，一色的小女人散文，雞毛蒜皮地扯閑話，倒是版心多出了一幅畫：幾個人如同狗一樣趴在地上，卻將頭昂得高高的，望著深邃的天空仰天長嘯。畫麵的色彩陰冷，是大麵積的暗綠色，人體偏又是血紅色的。紅與綠的對比，顯得格外刺目，給人一種極不和諧的感覺。不知怎的，孫天一竟感覺有什麼東西在他的心頭撥弄了一下，有一種想哭的衝動。那一刻，他想到了蒙克的那幅《呐喊》。再一看畫下麵的標題——《煩躁不安Ⅰ》。作者署名天佑，天佑後麵打了個括弧，注明了“南城”二字，說明這幅畫的作者是南城的。對於南城的文化圈，孫天一還是頗為熟悉的，卻不知有個叫天佑的畫家，也想不出是哪位畫家的畫風。孫天一將這張報紙收了起來，想到自己名叫孫天一，這位畫家名叫天佑，冥冥中覺得自己和這位天佑是有緣的，已在心裏將他納為朋友了。此刻的孫天一當然無法預料，這位天佑將會以什麼樣的方式進入他的生活，又將對他的命運產生怎樣的影響。這個初春的下午，孫天一卻在這幅不到三寸見方的畫作中，尋到了一種久違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