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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沉默的大多數

拉斯在《鐵皮鼓》裏,寫了一個不肯長大的人。小奧斯卡發現周圍的世界太過荒誕,就暗下決心要永遠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種力量成全了他的決心,所以他就成了個侏儒。這個故事太過神奇,但很有意思。人要永遠做小孩子雖辦不到,但想要保持沉默是能辦到的。在我周圍,像我這種性格的人特多——在公眾場合什麼都不說,到了私下裏則妙語連珠。換言之,對信得過的人什麼都說,對信不過的人什麼都不說。起初我以為這是因為經曆了嚴酷的時期(“文革”),後來才發現,這是中國人的通病。龍應台女士就大發感慨,問中國人為什麼不說話。她在國外住了很多年,幾乎變成了個心直口快的外國人。她把保持沉默看作怯懦,但這是不對的。沉默是一種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國人,外國人中也有選擇這種生活方式的。

我就知道這樣一個例子:他是前蘇聯的大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有好長一段時間他寫自己的音樂,一聲也不吭。後來忽然口授了一厚本回憶錄,並在每一頁上都簽了名,然後他就死掉了。據我所知,回憶錄的主要內容,就是談自己在沉默中的感受。閱讀那本書時,我得到了很大的樂趣——當然,當時我在沉默中。把這本書借給一個話語圈子裏的朋友去看,他卻得不到任何的樂趣,還說這本書格調低下,氣氛陰暗。那本書裏有一段講到了前蘇聯三十年代,有好多人忽然就不見了,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人們之間都不說話。鄰裏之間起了紛爭都不敢吵架,所以有了另一種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往別人燒水的壺裏吐痰。順便說一句,蘇聯人蓋過一些宿舍式的房子,有公用的衛生間、盥洗室和廚房,這就給吐痰提供了方便。我覺得有趣,是因為像肖斯塔科維奇那樣的大音樂家,戴著夾鼻眼鏡,留著山羊胡子,吐起痰來一定多有不便。可以想見,他必定要一手抓住眼鏡,另一手護住胡子,探著頭去吐。假如就這樣被人逮到揍上一頓,那就更有趣了。其實肖斯塔科維奇長得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隻是想像他是這個樣子,然後就哈哈大笑。我的朋友看了這一段就不笑,他以為這樣吐痰動作不美,境界不高,思想也不好。這使我不敢與他爭辯——再爭辯就要涉入某些話語的範疇,而這些話語,就是陰陽兩界的分界線。

看過《鐵皮鼓》的人都知道,小奧斯卡後來改變了他的決心,也長大了。我現在已決定了要說話,這樣我就不是小奧斯卡,而是大奧斯卡。我現在當然能同意往別人的水壺裏吐痰是思想不好,境界不高。不過有些事繼續發生在我身邊,舉個住樓的人都知道的例子:假設有人常把一輛自行車放在你門口的樓道上,擋了你的路,你可以開口去說——打電話給居委會;或者直接找到車主,說道:同誌,“五講四美”,請你注意。此後他會用什麼樣的語言來回答你,我就不敢保證。我估計他最起碼要說你“事兒”,假如你是女的,他還會說你“事兒媽”,不管你有多大歲數,夠不夠做他媽。當然,你也可以選擇沉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對這種行為的厭惡之情:把他車胎裏的氣放掉。幹這件事時,當然要注意別被車主看見。還有一種更損的方式,不值得推薦,那就是在車胎上按上個圖釘。有人按了圖釘再拔下來,這樣車主找不到窟窿在哪兒,補帶時更困難。假如車子可以搬動,把它挪到難找的地方去,讓車主找不著它,也是一種選擇。這方麵就說這麼多,因為我不想教壞。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話:話語即權力。這話應該倒過來說:權力即話語。就以上麵的例子來說,你要給人講“五講四美”,最好是戴上個紅箍。根據我對事實的了解,紅箍還不夠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五講四美”雖然是些好話,講的時候最好有實力或者說是身份作為保證。話說到這個地步,可以說說當年和朋友討論肖斯塔科維奇,他一說到思想、境界等等,我為什麼就一聲不吭——朋友倒是個很好的朋友,但我怕他挑我的毛病。

一般人從七歲開始走進教室,開始接受話語的熏陶。我覺得自己還要早些,因為從我記事時開始,外麵總是裝著高音喇叭,沒黑沒夜地亂嚷嚷。從這些話裏我知道了土平爐可以煉鋼,這種東西和做飯的灶相仿,裝了一台小鼓風機,嗡瞞地響著,好像一窩飛行的屎殼郎。煉出的東西是一團團火紅的粘在一起的鍋片子,看起來是牛屎的樣子。有一位手持鋼釺的叔叔說,這就是鋼。那一年我隻有六歲,以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一聽到鋼鐵這個詞,我就會想到牛屎。從那些話裏我還知道了一畝地可以產三十萬斤糧,然後我們就餓得要死。總而言之,從小我對講出來的話就不大相信,越是聲色倶厲、嗓門高亢,我越是不信。這種懷疑態度起源於我饑餓的肚腸。和任何話語相比,饑餓都是更大的真理。除了懷疑話語,我還有一個惡習,就是吃鉛筆。上小學時,在課桌後麵一坐定就開始吃。那種鉛筆一毛三一支,後麵有橡皮頭。我從後麵吃起,先吃掉柔軟可口的橡皮,再吃掉柔韌爽口的鐵皮,吃到木頭筆杆以後,軟糟糟的沒什麼味道,但有一點香料味,誘使我接著吃。終於把整支鉛筆吃得隻剩了一支鉛芯,用橡皮膏纏上接著使。除了鉛筆之外,課本、練習本,甚至課桌都可以吃。我說到的這些東西,有些被吃掉了,有些被啃得十分狼藉。這也是一個真理,但沒有用話語來表達過:饑餓可以把小孩子變成白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