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與想象力
在清華和北大之間的一條小胡同裏，有一個名叫“雕刻時光”的咖啡館。在尚未光顧這家咖啡館之前，我早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我知道，有一本關於俄國導演塔可夫斯基的傳記（我從未看過此書），名字就叫《雕刻時光》。向我介紹這家咖啡館的朋友，也是塔可夫斯基的影迷。我記得她是把這家咖啡館作為一個“奇觀”而不是一個普通的消費場所向我介紹的。當時，她還說了一句極為聰明而又令人費解的話：“也許，塔可夫斯基一生的努力就是為了成全這家咖啡館。”
然而，對於我來說，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動機使商家把先鋒電影與商業性的咖啡館聯係在了一起？最普通的解釋是：咖啡館的主人喜愛塔可夫斯基的電影，這當然是可能的，但直覺告訴我，事情沒有這麼簡單。
我想象中的“雕刻時光”的確與“鄉愁”或“鏡子”一類意象建立了牢固的關係。不管我是否打算去那裏，這個意念將不會改變。我的意思是說，事實（我來到那裏，看到它的格局、陳設，嗅到咖啡、香水和啤酒的氣息，打發掉整整一個下午）不會改變先驗的想象和判斷。
形形色色的商業活動，在不知不覺中已經極大地被文化化了。“雕刻時光”賺取利潤的動機是不用懷疑的。可對於消費者來說，這一動機被層層包裹了起來，甚至化跡於無形。它所銷售的不僅是咖啡、酒、茶和其他各種飲料，在某種意義上，它還是一家閱覽室，一個放映先鋒電影有品位的隱秘場所。盡管看書、欣賞電影是免費的，商家利潤的來源隻是咖啡和飲料，但是對於一個場所明顯或隱晦的功能來說，對於消費者所可能有的消費心理和個人情趣來說，最原始意義上牟取利潤的咖啡館、閱覽室或先鋒電影放映廳，三者之間又有什麼聯係呢？
我此刻就在雕刻時光咖啡館。我有時覺得它三者都是――當我在喝咖啡的時候，它當然是咖啡館；當我來到書架前，抽出一本書來閱讀的時候，它就是一個小型閱覽室；而當夜幕降臨，我在欣賞《芳名卡門》的時候，它就變成了一個有“品味”的電影放映廳。有時我又覺得它三者都不是，而是一個由一係列曖昧、令人舒適的暗示所構成的古怪場所。我環顧四周，擁擠不堪的咖啡館被分隔成了許多部分，興奮的影迷、竊竊私語的情侶、眉頭緊鎖的閱讀者、正在做作業的大學生以及留長發的藝術家各自占據了一個角落，互不幹涉。所有這些明顯或潛在的效用使這個場所最初的功能（喝咖啡）變得不再重要。你好不容易在“雕刻時光”搶得一個座位，你的目的可不僅僅是一杯咖啡，而是在“享受生活”。
商業活動的各種妙處正在極大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你購買一所住宅的同時，你將擁有網球場、微型高爾夫球場、會所、攀援設施、遊泳池、人造森林。而你簽下合同之前，已被反複告知，所有的這些配套設施無須你花一分錢，你同時擁有還有一流的服務。比如說，你在半夜十二點突然想吃一塊口香糖，領班將會一路小跑，將它親自送到你的手中（服務費照例是分文不取）。當然你也早已被反複告知，你所購買的不是幾噸鋼筋水泥，而是全部的高尚生活的理念和意義。類似的話，如今已經熟練地在每一位房地產銷售專員的舌尖上滾動。如果你看了一百處房子，最終什麼也沒買，也並非一無所獲。隻要你介入了商業生活，一般來說，你是一般不太可能全身而退，至少，由埃裏蒂斯《英雄挽歌》改編而來的房地產廣告詞，你已能倒背如流：
在太陽最先居留的地方
在時間向處女的眼睛睜開的地方
當風吹得杏花雪片紛飛
你的夢想將在鑫源點燃
假如借用一下我那位朋友的話，是否也可以這樣說，埃裏蒂斯一生的全部努力就是為了成全一家房地產公司呢？
有人（比如，鮑得裏亞）在分析商業活動的本質時，常喜歡使用“騙取”一詞。他的意思是說，不管這種活動被偽裝的如何巧妙，如何的令人心境搖蕩，商家騙取銷售利潤的原始動機並沒有什麼變化。我知道他所說的是事實。在這裏，“騙取”一詞與經典馬克思主義所表述的“榨取”相比，已經有了不小的區別。但我對這個詞仍然不感興趣。我所關注的問題是，當今的商業活動與我們自身的文化想象力到底是怎樣一種關係。
商業行為已經日益成為一種文化活動，它正在越來越深入地入侵到人們的思維與想象的領域。如果我要用一個詞來描述這種入侵，那麼它既不是“騙取”也不是“榨取”而是控製。我們進入那些琳琅滿目的物的世界，我們開始消費，購買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目的。這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酷愛逛商店，卻什麼也不購買——我有一個朋友迷上了看房子，三年來他沒有簽過任何的合同，隻是不斷地觀看，觀看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種消費過程，他是在想象未來的生活，想象未來的裝修、家居布置、居室的情調，一句話，他是在享受生活與未來。他並非什麼都沒幹，一切都已經完成或者說正在完成之中。如果你涉足中國當今的股市，就會明白最為流行的一個詞彙——“想象空間”的確切含義：你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但你所購買的既不是它的業績，也不是它的成長性，而是所謂的想象空間。
想象力，早已不是藝術或文學活動的專有詞彙，它在商業和消費領域的作用可謂無孔不入。一個書商在策劃某一本書籍的過程中，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對市場的預期做出準確的判斷。這一判斷的基礎除了作品傳統意義上的價值之外，還有市場的賣點、各種暗示，隱喻、想象與聯想的混合物。讀者將被告知，你所購買的不再是一本書，而是通往財富大門的鑰匙，通往哈佛的美妙之旅，通往成功的晉身之階。由於想象力的控製和引導，事實與想象、真實與幻覺、文學與日常生活、藝術與消費之間的界線突然消失了。我經由“雕刻時光”這個名稱，聯想到塔科夫斯基，聯想到他的名作《鏡子》或《鄉愁》，聯想到《鄉愁》中的那個經典的燭光場景，以至於當我一踏進“雕刻時光”的門檻，就會不知從那裏來了一股超凡脫俗的感覺。這個名稱對我而言，所激發出來的無窮的想象力，已經使那個咖啡館事實上的格局和功能黯然褪色，隻要一提起“雕刻時光”，我的想象與感覺甚至會永遠會被當初被激發出來的那個意念――塔可夫斯基所占據。
按照馬克思的表述，當一棵樹不再是一棵樹，它成了木材、金幣，或者成為由利潤而來的權利的一部分時，社會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當月亮上的陰影被科學證明為沙土或岩石，不再與桂樹或兔子、蟾蜍這樣的意象聯係在一起的時候，傳統意義上的想象力的大門就被關閉了。另一扇門隨之打開：我們想象有朝一日在月球上居住。攝影技術的問世，徹底結束了具象風景畫的曆史。當房地產廣告中出現了埃裏蒂斯的詩句時，那些熱衷於寫出優美詞句的中文係學生們必然會大傷腦筋。物的概念、內涵、意義的變化，物與人關係的變化在改變社會現實的同時，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在極大的改變文學的生產方式。我們不會忘記正是由於電影的問世，詹姆斯·喬依斯感覺到了故事不再是小說專門的優勢；正是由於自然意義上“熊”的消失使威廉·福克納成了美國文學史上“最後一個曆史小說家”。
在五十年代末布魯塞爾的一個圓桌會議上，羅布－格裏葉是這樣為他的“新小說”進行辯護的：法國的資產階級迷戀於巴爾紮克式的物的世界，巴爾紮克的物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含有特殊的社會學或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規定性，他篡改了真實，為了反抗資產階級的藝術趣味，就必須恢複物的本來麵目。[1]他的這一論述可以解釋，為什麼羅布－格裏葉寫了那麼多的以物為主角的小說。我們暫且不去考慮他把巴爾紮克與資產階級趣味劃上等號是否合適，至少，他對物的概念的思考，尤其是他對於物化世界的強烈的批判姿態，是有理由的。問題是，羅布－格裏葉對於真實的近乎瘋狂的強調在今天的現實中已經足以構成反諷了。另外，對現實世界采用一種完全決絕的姿態（這也是現代主義小說共同的姿態）也顯示了天真的一麵：你還沒有來得及拋棄世界，這個世界就搶先一步把你給拋棄了。
在當今世界，在日常生活中包圍著我們的物，已不再是一個對象，而是極大地被文化化、富有象征意義的一係列符號遊戲的一部分。由於符號遊戲的複雜化，想象力的介入，消費也就變成了奇觀，或者變成了生活本身的精萃。與此同時，文學藝術的消費方式——觀看、聆聽或閱讀過程，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欣賞一部電影的過程，不僅僅與作品本身有關，它是由一係列商業、文化操作作為前奏，由電影院的成套“舒適”服務相伴隨，由觀看電影所獲得的滿足感三部分構成。同時，觀看電影的過程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對廣告宣傳的確認或質疑過程，不論是確認還是質疑，無形的控製都將始終存在。一部小說的閱讀過程也與此類似。欣賞與閱讀方式的變化，必然經過市場這一中介，對寫作本身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一部電影、一本小說，與一個商業性的咖啡館一樣，它們既然瞄準了一個特定的消費群體，就必然希望將這個群體的所有成員一網打盡。舉例來說，對一個西方的消費者來說，他（她）對《霸王別姬》這部電影會有怎樣的觀感呢？係列符號的意義是如何組合並試圖盡可能多地打中那些潛在的觀眾的呢？這一符號係列包括同性戀、東方色彩、政治色彩（文革），富有亞文化特征的京劇藝術，當然還包括絢麗的服裝和京劇曲排改編而成的音樂。欣賞的過程既包括對奇跡的讚歎（中國原來是這樣），也帶有優越感的滿足（中國原來這麼黑暗），最後還有震驚（啊，原來中國還有這麼好的服裝、音樂和藝術）。我並不想否認《霸王別姬》是一部優秀的電影，我當時所關心的是，這部影片在西方所獲得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會反過來刺激並改變中國的電影創作或生產。基於目前的文化現實，對於這個問題，我想以無需在此提供答案了。
我們經由一個物質極其匱乏的時代，突然步入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消費社會，從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域性空間突然置身於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中，會不會感到有點暈眩？有那麼一點不真實？原先所支撐我們寫作的那種樸素的激情是否已經減退或不複存在？在這個多少有點曖昧的時代中，一切都不再是條分縷析的，沒有一種事物是單純的。不管我們對這個時代感到舒適和安全，還是焦慮和厭惡，我們都無法回避這個生存的大背景，文學寫作尤其如此。
2．經驗與獨創性
在寫作課上，當我把必讀的外國文學作品目錄發給學生的時候，有學生問我，為什麼沒有村上春樹。坦率的說在這之前我沒有讀過村上的任何作品，我隻能含糊其詞的反問，為什麼必須有村上春樹？但課後，我還是立即找來了《挪威的森林》讀了一遍。這部作品的好壞暫且不論，閱讀卻使我獲得一個意外的收獲，我發現了許多學生作文的敘事學來源。我知道，對於初學寫作的作者而言，模仿是難免的，對於學生而言，模仿甚至還是必須的，而且即便作者模仿了村上春樹，也不能說明他的作品就毫無價值。正如我們不能因為《匹克威克外傳》模仿了《堂吉訶德》就從而否定狄更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問題在於，那些村上春樹的仿作不是觀念上、文體風格上的啟迪或借鑒，而是經驗的挪用。我驚歎於這種挪用竟然沒有明顯的斧鑿之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