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雕有的用漆，有的保持竹質本色；即使用漆，一般也都用淺色，或用桐油塗於表麵，既有光澤，又能透出竹質纖維的脈理，以達清新淡雅的審美效果。
徽州木雕代表作為黟縣的承誌堂和木雕樓，尤其是承誌堂裏的雕梁木雕“百子鬧元宵”。
石雕代表作為歙縣的棠樾牌坊群和黟縣西遞的“鬆石”、“竹梅”姐妹石雕漏窗，尤其是姐妹石雕漏窗，左右各一，達到了“字詩、畫意對”藝術佳境。
磚雕代表作則為屯溪濱江長廊裏的“五百裏黃山圖”大型磚雕，無論從入畫景點之多、畫幅麵積之大、透視層次之眾和雕刻手法之全來看，都是登峰造極的絕世佳作。
徽州四雕的內容，主要為民間傳說、戲文故事、花鳥瑞獸、龍獅馬鹿、名勝風光、民情風俗、漁樵耕讀、明暗八仙等。
其雕刻技法，一般多為浮雕、圓雕、透雕、鏤空雕、正反雕等，或單一運用，或組合使用。取材構思上敢於突破創新，新穎別致。布局上則常用誇張手法，如“人大於山，馬大於樓，”主題突出、形象飽滿，可謂動靜皆具逸韻，人物無不傳神。
徽州四雕是古徽州人民聰明才智的藝術結晶，是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的組成部分，是我國雕刻史上的奇跡，極具曆史和文化價值。
[旁注]
鬥拱 我國古代建築上特有的構件，是由方形的鬥、升、拱、翹、昂組成。位於柱子頂部、額枋和屋頂之間的立柱與梁架的結合處。鬥拱除造型變化的裝飾作用外，其各個部位的龍、鳳、象首形磚雕非常有特色。
雀替 我國古建築的特色構件之一。宋代稱“角替”，清代稱為“雀替”，又稱為“插角”或“托木”。通常被置於建築的橫梁、枋與柱相交處，作用是縮短梁枋的淨跨度從而增強梁枋的荷載力，減少梁與柱相接處的向下力量，防止橫豎構材間的角度之傾斜。
廂房 在正房前麵兩旁的房屋。四合院在建築上有一套固定的規格：北麵是正房，東西是廂房，南麵是倒座，東西南北四麵都是房子，中間是天井，整體由廊子貫通。
漏窗 俗稱“花牆頭”、“花牆洞”、“漏花窗”、“花窗”，是一種滿格的裝飾性透空窗，外觀為不封閉的空窗。漏窗是我國園林中獨特的建築形式，也是構成園林景觀的一種建築藝術處理工藝，通常作為園牆上的裝飾小品，多在走廊上成排出現。
抱鼓石 指位於宅門入口，形似圓鼓的兩塊人工雕琢的石製構件，因為它有一個猶如抱鼓的形態承托於石座之上，故此得名。抱鼓石民間稱謂較多，如：石鼓、門鼓、圓鼓子、石鏍鼓、石鏡等。是能標誌屋主等級差別和身份地位的裝飾藝術品。
照壁 我國傳統建築特有的部分，是在大門內的屏蔽物，又稱“影壁”或“屏風牆”。照壁具有擋風，遮蔽視線的作用，牆麵若有裝飾則造成對景效果。為我國經典建築形式四合院必有的一種處理手段。
掛屏 貼在有框的木板上或鑲嵌在鏡框裏供懸掛用的屏條。清代初期出現掛屏，多代替畫軸在牆壁上懸掛，成為純裝飾性的品類。它一般成對或成套使用，如4扇一組稱“四扇屏”，8扇一組稱“八扇屏”，也有中間掛一中堂，兩邊各掛一扇對聯的。
腕枕 古代文人必備的一種用具，寫字時用它擱放手臂，所以有時也可稱為“擱臂”或“臂擱”。腕枕一般多是竹木、象牙質地，其中以竹製為多，鐫刻的內容有文字也有圖案，通常是座右銘、詩畫以及贈言等。
楹聯 又稱楹聯或對子，是寫在紙、布上或刻在竹子、木頭、柱子上的對偶語句言，對仗工整，平仄協調，是一字一音的中文語言獨特的藝術形式，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閱讀鏈接]
黟縣宏村承誌堂位於宏村上水圳中段，建於1855年，是清代末期大鹽商汪定貴的住宅。
整棟建築為木結構，內部磚、石、木雕裝飾富麗堂皇，總占地麵積約2100平方米，建築麵積3000餘平方米，是一幢保存完整的大型民居建築。全宅有９個天井，大小房間60間，136根木柱，大小門窗60個。全屋分內院、外院、前堂、後堂、東廂、西廂、書房廳、魚塘廳、廚房、馬廄等。
承誌堂氣勢恢宏，不同凡響，堪稱建築中的佳作，尤其是其中的木雕，大多層次繁複，人物眾多，並且木雕表麵均塗有金粉，使其看上去富麗堂皇，所以，宏村承誌堂被譽為“民間故宮”。
精良優美的徽州刻書
刻書是用雕版印刷術印製的書籍的通稱。我國古代出版的書籍大都是刻書。其中由官府刻印的書稱“官刻本”，由私家刻印的書稱“家刻本”或“家塾本”，由書商刻印的書稱“坊刻本”。
刻書是人類社會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它的風格麵貌反映著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文化風尚。書籍校勘的精粗、開本的大小、版式的規製、刀法的精拙、印紙的優劣、墨色的好壞、字體的風格、裝幀的特點等，都可以透露出社會的時代氣息。
宋元時期是我國雕版印刷業的黃金時代，期間，安徽地區已形成以徽州為中心的沿江府州刻書帶。安徽地區刻書近150種，加上重版、修補版和重印版，計有200餘起。
宋代徽州官刻機構為徽州州學，又名“新安郡學”，還有州署等。1246年在歙縣城南門外建紫陽書院以取代州學，仍用徽州州學、新安郡齋等名義刻書。
南宋時期，徽州直署州學、新安郡齋所刻超過20種，總卷數超過800卷。南宋時期徽州地區本籍、寄籍以及地方官的家刻名版很多。
1252年，徽州知州在紫陽書院以新安郡齋名義刻《九經要義》9種263卷和《大易集義》64卷。其中，93卷中有73卷，版刻精良，印製技藝高超，以徽郡名紙為載體，一般學者都把它當做家刻經部的代表。此書版本價值大。
徽州黟縣學者汪綱是南宋時期著名的七大私刻家之一。汪綱刻書大都是在外為官所為。
1210年，汪綱在高郵知軍任上再刊陳旉《農書》3卷、秦觀《蠶書》1卷。
又在1224年在紹興知府任上在會稽郡齋刻東漢·趙曄撰《吳越春秋》10卷，漢·袁康、吳平輯錄的《越絕書》15卷，並分別將此版轉讓給家鄉徽州州學，以新安郡齋為號印行。
又將家鄉徽州州學所刻宋·葉適《習學記言》等書在會稽印行。還將洪適守紹興刻自選《萬首唐人絕句詩》前46卷與續55卷刻於鄱陽本中的鄱陽部分刻於紹興府。
元代徽州作為區域性刻書中心的地位大大加強。元代安徽地區刻書52起46種中，徽州境內刻書就達28起27種。其中，官刻8起8種，家刻20起19種。
宋元時期，徽州所刻圖書一般均具有部頭大、印製精、名版多等特點。徽州宋版印書以本地所產名紙為載體，字大疏朗，紙墨均佳。有不少版本為曆代翻刻影印的祖本，向為書林珍重。
明代初期，徽州府刻書仍然沿著官刻、家刻兩個刻書係統繼續保持和發展其地方區域性刻書。隨著坊刻業的崛興，徽州府的刻書內容更加廣泛。
由初期注重經史、叢書、類書，進而轉為迎合多層次讀者需要而包羅萬象，並以刻工精、插圖美等徽派特色，有效地克服了明代坊刻本普遍存在的改竄質差的毛病，從而享譽讀者，彪炳出版史冊。
總體上看，明代徽州府的官刻本具有版本精良、紙優墨勻等特點。
家刻方麵，明清時期，徽州府學術繁榮，碩儒宿學不斷湧現，著述豐富。不少世蘊儒仕之家以著書、刻書、藏書為榮。因此，徽州府家刻一直盛而不衰。
明末清初，著名的家刻有汪道昆、汪啟淑、汪梧鳳、鮑康、程瑤田等。家刻的主要內容是本人、先人及師長賢哲的詩文集雜及經、史、子、集方麵的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