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一五”計劃的超額完成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各方麵取得的顯著成績，為了盡快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和中國的繁榮富強，毛澤東和中央、地方的一些領導人開始產生一種急躁冒進的情緒，毛澤東開始將注意力放到“反反冒進”上。在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公開批評1956年的“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促進委員會。[3]P474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親自審定的社論，要求“有關農業和農村各方麵的工作在12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11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表社論，指責有些人患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緩慢爬行，他們不了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上來一個大躍進。同年11月，毛澤東在慶祝蘇聯革命40周年之際，指出：“赫魯曉夫同誌告訴我們，十五年之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們也可以講，我們有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4]P635此後，“趕超戰略”成為當時經濟發展最流行的口號，響徹全國，同時“趕超”的時間也在急劇縮短：由十五年縮短到七年，最後縮短到兩三年。在這種急躁冒進和急切盼望改變中國落後的思想指引下，“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正式形成，“大躍進”拉開了序幕。
同時，毛澤東非常重視實現“四個現代化”目標的問題。1959年，毛澤東在關於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時指出：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5]P116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1963年夏，他提出了“兩步走”發展戰略：從1966年起，用15年時間，“基本上搞一個初步獨立的國民經濟體係或者工業體係；然後再用15年左右的時間，建成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強國”[6]P1358。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仍然極其重視經濟迅速發展的富國夢。毛澤東在《十六條》中明確指出要“抓革命，促生產”。1967年3月，針對各地混亂的局麵，毛澤東命令解放軍開展“三支兩軍”工作，用以穩定局勢，保證工農業的生產和科研等工作的正常進行。在毛澤東生命垂危之年，仍然發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指示。[7]P410雖然“大躍進”以及“文化大革命”給我國經濟建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但是仍然不能否定，毛澤東最初動機是盡快使我國的經濟建設高速運行，實現中國富強的富國夢。
新中國成立初，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一代領導人，積極爭取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資金與技術支持，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1959年，由於中蘇分歧的不斷加大，蘇聯撤走在華一切資金與技術人員，致使中國的經濟建設麵臨嚴重的困難。但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發展原則，最終成功地在我國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獨立的國民經濟工業體係，為實現中國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富國夢實踐的時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