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思想——儒家經典3
儒家董仲舒與《春秋繁露》
那還是西漢的時候，河北廣川有一個叫董仲舒的人，自幼在多種文化熏陶中成長。少年時，董仲舒為學異常勤奮，數十年如一日地遊學於“六藝”。長大後他不但精通“五經”，義兼百家，多見博聞，而且還特別擅長與人辯論和寫文章，被譽為“通才”！
董仲舒最擅長“五經”中的《春秋》公羊學，他發揮《公羊傳》微言大義，引經論事，甚至用《春秋》斷獄，將經書與現實政治結合起來。
當時，漢王朝吸取秦亡的教訓，崇尚黃帝和老子的“無為而治”思想，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精於儒學的董仲舒雖懷通經治國之才，卻並無建樹。但他並沒有因此消極，而是一方麵招徒私授，為國家培養了一批推行儒學的合格人才 ，一方麵謹慎觀察現實，潛心研討百家學說，希望構建一個前所未有、兼容諸子百家的新儒學體係，以適應西漢社會大一統之局，以求積極有為之效。
公元前141年，漢武帝即位。 這位雄心勃勃、精力旺盛的少年天子即位後，深切感受到黃老“無為之治”已經不能解決現實的流弊，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學說來解決現實的危機。
於是，漢武帝即位不久，他便一改以前因任自然、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施政方針，他下詔向賢良士子策問古今治道。當時對策者有100多人，董仲舒也在其中。
董仲舒通過3次向漢武帝對策，從理論上解答了漢武帝所關心的問題，頗得漢武帝賞識。接著，董仲舒又不失時機地向漢武帝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廣招士子、開辦學校、培養人才的建議。
於是，漢武帝建立太學，設置五經博士，選賢才，舉孝廉等，從此儒學開始成為官方哲學。
公元前121年，董仲舒辭官回家，此後一直居家埋頭著書研學，從不問家居雜事，也不置產業。他總結了自己治學50餘年的心得體會，加上對《公羊傳》、《春秋》的研究，寫成了《春秋繁露》一書，凡17卷，82篇。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為闡釋儒家經典《春秋》而著。在書中，董仲舒極力推崇《公羊傳》的見解，闡發“春秋大一統”之旨。
董仲舒認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誌的人格神，人世間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權都是上天有目的安排。這就是“君權神授”思想。
同時，董仲舒又運用陰陽五行學說，將自然界和社會人事神秘化、理論化，建立起“天人感應”論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神學體係。
所謂天人感應，是指天意與人事的交感相應。董仲舒認為天能夠幹預人事，預示災祥，人的行為也能夠感應上天。
董仲舒的“君權神授”論和“天人感應”論，對“家天下”時期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巨大作用。
《春秋繁露》內容反映了董仲舒的整個哲學思想體係，這種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學說的思想體係，對我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巨大作用與影響。
[旁注]
五經 指儒家的五聖經，即《周易》、《尚書》、《詩經》、《禮記》、《春秋》。西漢漢武帝立五經博士，儒教國家化便由此開始了，長期作為官方指定的教科書“五經”，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至關重要、無可替代。
新儒學 “新儒學”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戰國末期，如荀子的學說，就曾被稱之為“新儒學”。自漢代董仲舒及其以後，“新儒學”則更是被使用得越來越頻繁了。“董學”即董仲舒的學說、宋代理學等等，都曾經被冠之為“新儒學”。由於“新儒學”具有時代性，所以對這一概念一直爭論不休。
舉孝廉 孝廉，即孝子廉吏。舉孝察廉原為察舉二科，漢武帝元曾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舉孝舉廉各一人。孝廉一科，在漢代屬於清流之目，為官吏進身的正途，漢武帝以後，迄於東漢，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對漢代政治影響很大。
陰陽五行學說 是我國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自發的辯證法思想，它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世界是在陰陽二氣作用的推動下孳生、發展和變化；並認為木、火、土、金、水5種最基本的物質是構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它們相互資生並不斷變化。這種學說對後來古代唯物主義哲學有著深遠的影響。
[閱讀鏈接]
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除了在《精華》中有“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的概述，還有《求雨》、《止雨》的專門章節詳細敘述其儀式的過程。
列於第16卷的《求雨》一章，計1300餘字，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儀式也隨之有所變化，介紹可謂詳盡。 後來，這幾乎成為曆代求雨的規範格式，從皇帝到知縣，每遇天旱設壇祭祀時，都要向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當中的《求雨》一章求教。
儒家二程理學與《二程集》
那是在北宋時期，有一個程姓官宦世家，地位顯赫，時人盡知。程家在1032年添了一個男丁，取名叫程顥。第二年又添了一個男丁，取名程頤。
程顥自幼天資聰穎，刻苦學習，幼年時期就開始習誦儒家經典，10歲就能寫詩作賦，20餘歲即中進士，被調到京兆府酃縣任主簿。
後來，程顥為江寧府上元縣主簿。他幫助縣令籌畫良策，平均了賦稅 ，很有政績。宋神宗即位之初，便把程顥調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權監察禦史裏行。
在當時，宋神宗鑒於內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為，便時常召見程顥，向他征詢治國方略。程顥每次都給宋神宗講堯舜事跡，說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以安而不擾為本。建議宋神宗按照儒家的“仁政”原則治國，要以至誠仁愛為本。
宋神宗認為程顥的進言不切實用，程顥見自己的主張並不被朝廷接受，便又請求退出朝廷，外補做了京西路提典刑獄，這是一個和知縣職位相等的司法官。不久，他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顧為由，要求退居閑職。
程顥回到洛陽後，便與其弟程頤一起日以讀書勸學為事，名聲和影響就更大了。
程頤雖然沒有考中進士，但程家世代為官，程頤享有蔭庇當官的特權，但他卻把每次“任恩子”的機會讓給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卻從來不出去做官，而是長期以“處士”的身分潛心於孔孟之道，同時還又大量接受學生，從事講學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