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命脈——漕糧與漕運2
宋元漕運與漕糧
北宋由於龐大的官僚機構和養有大量軍隊，對漕糧的需求大大增加。開封、南京、陳等重要城市都仰賴外地的漕糧，加之北宋漕線較隋唐縮短近半，故運輸能力大增。南宋漕糧主要沿江運往各軍事重鎮。
元代的漕運是海運、河運並行而以海運為主，海運主要是將南方糧食由海路的調運。元代海運興通，漕運進入新階段。
北宋建都開封。從地理位置說，這個都城更接近了當時盛產糧米的地區，並縮短了漕運的路線。不僅都城開封的糧食需由南方供應，就連南京、陳州等地也開始仰賴於漕糧。在宋太宗時，宋代每年的漕糧需要量，一般都在五六百萬石，多時還增至800萬石。
宋代的漕運量之所以這樣大，主要是由於北方各省的農業生產，在長期的戰爭中受到嚴重摧殘，由本地取給的糧食數量越來越少，而仰賴外地供應的數量越來越大。
宋代的官僚機構重疊龐大，常有一個官五六人共做的現象，做官必須食俸祿，高級官員每月要支祿米100石。官吏一多，國家支出的糧食自然就多了。
宋代朝廷還養著大量軍隊，軍隊的給養也大多仰賴漕米。有了以上的客觀需要，再加上北宋的漕運線路比唐代要近一半，由淮入汴，水道暢通，灘阻較少，而且不需接運，所以宋代每年漕運量，成為我國漕運史上的最高紀錄。
宋代主管漕運的官員，在朝廷內是三司使。三司使，是朝廷主管財政的大員，他的地位僅比宰相和樞密使低一等，號稱計相，職權很大。各路都設有轉運使掌管漕運，因此轉運使又稱漕司。
宋欽宗靖康年間，北宋的國都東京被金兵攻破。接著康王趙構在南京即位，後來又將國都遷到臨安，這就是南宋。
南宋的國都就處在這水利發達、土地肥沃的江浙地區，漕運路程也比北宋短得多。至於湖廣、四川等地，當時也是有名的富庶地區，這些地區的糧食，就大多運往沿江各軍事重鎮，供應軍隊的需要。
元代首都和北方部分地區的糧食供應主要取自南方，南方的糧食經海道運至直沽，再經河道運達大都。運往元都的漕糧，在至元、大德年間為百餘萬石，後來增至300餘萬石。元代歲運的最高額為350餘萬石。
元代並在直沽河西務設都漕運使司，負責接受南來的糧食物資及所屬各倉公務；在大都設立京畿都漕運使司，負責將前司接納的糧食物資運赴大都各倉。
元朝朝廷對漕運管理非常嚴格。當時，朝廷規定，在漕運過程中如果損耗了漕糧，損耗由押運官員賠償；如果船隻漂沉，以致造成船民死亡時，則可免賠。
元朝朝廷為了尋找經濟、安全的海運線路，從1282年起，海道漕運線路一共變更了3次。
第三次的線路是：從劉家港入海至崇明島的三沙進入深海，北去經成山角折而西北行，經劉家島、沙門島過萊州灣抵達直沽海口。這一條新線路比較以前的線路短些，快些，順風時10多天就可以到達。
此外，為了克服海道運輸的困難，元代海運機關接受船民的建議，在西暗沙咀設置航標船，豎立標旗，指揮長江入海口的船隻進出。後又接受船民的建議，在江陰的夏港、需溝等9處，設置標旗指引行船。
又在龍山廟前高築土堆，土堆四周用石塊砌壘；土堆上從每年4月中旬開始，白天高懸布幡，夜間懸點燈火，以指揮船隻行駛。這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元朝朝廷大規模的挖河造船，對促進經濟發展無疑是有利的。總的講來，元代的漕運是海運、河運並行而以海運為主。
在航行實踐中，元代勞動人民在航途上樹立航標，確立港口導航製，編出通俗的口訣，對水文和氣象進行預測預報,為開發我國東部海域的航運做出了貢獻。
同時,海運的開通和發展，加強了元代南北物資和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元代造船技術的提高和外貿事業的發展，沿海城鎮也由此而繁榮，對元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都產生過積極的作用。
[旁注]
宋欽宗 （1100年～1156年），宋徽宗趙佶長子。北宋末代皇帝，諡號“恭文順德仁孝皇帝”。為人優柔寡斷，反複無常，對政治問題缺乏判斷力。靖康之變時被金人俘虜北去，後病死於燕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