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時期——貿易政策1
明清兩代是我國曆史上的近世時期。明清時期商品經濟有較大發展，貿易十分活躍，許多地方特產進入市場，進行商業貿易，並出現了牙行、牙人等中間商。
明清兩代政府製定的市場經濟製度及其管理，順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了商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國內外貿易逐步走向規範化和專業化經營。
明清時期的商幫、會館與公所，是由地域關係聯係在一起的商業集體和商人社團。它們的形成和發展，從一個側麵反映了我國近代商業發展趨勢。
明代市場經濟的管理
明初市場經濟普遍低迷，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到宣德年間，社會經濟得到恢複發展，大量富餘的農產品尤其是經濟作物產品和手工業產品進入流通領域，刺激了市場的迅速發展。
明代市場經濟製度的製定與管理，也經曆了由零散到比較係統，從較大隨意性到逐漸有序的特點。大致反映了整個明代商製形成和發展的過程。
明代市場經濟由最初的不景氣，到各地市場的繁榮並日臻成熟，表現為市場規模大，交易品種逐漸多。而且其結構也向多層次、多方位、行業化方向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廷及時進行規範，由此形成了一套比較齊備的市場管理製度。與此同時，市場本身在實踐中，還約定俗成了貿易參與者務必遵守的一些條規和守則。
明代城市的市場由兵馬司兼管。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令在南京的兵馬司兼管理物價、管取締違法營商的市司，並規定在外府州各兵馬司也一體兼領市司。1404年，北京也設城市兵馬司，遷都北京後，分置五城兵馬司，分領京師坊鋪，行市司實際管轄權。
對於農村集市的開設廢銷，集日的調整，集市的分轄等，都須由當地官府批準或指定。
明代市場管理項目眾多，除了曆朝曆代都有的商稅外，其他主要有度量衡管理製度、物價管理製度，以及對牙行的限製製度等。
度量衡的統一，是市司公平交易的保障，明代朝廷對此高度重視。1368年，明太祖下令鑄造新的鐵斛、鐵升，以為標準量器。
第二年再下令，凡斛鬥秤尺，由官府定樣製造，並打上烙印。明令市場貿易所用的度量衡必須與官定標準相吻，且經官府核定烙印後，方可用於市場交易。
當時各地對依標準樣生產度量衡器具十分嚴格，如明中葉人陳鐸描寫等秤鋪的製作，要求等秤：
錘兒無捅移，杆幹要正直，量數兒須勻密……輕重在眼裏，權衡在手裏，切不可差毫厘。
朝廷還嚴格對度量衡的監管：一是派兵馬指揮司兩三日一次定期校勘；二是針對違法作弊現象，製定法律，給以一定處罰，其中如杖六十、杖七十、笞四十等。
統一度量衡製度對買賣雙方進行公平交易提供了保障，有利於市場的發展。
物價平穩、合理，是市場有序乃至國家安定的一種表現，也是市場貿易渠道暢通的關鍵之一。朝廷對此一直很重視。
1368年，明太祖針對當時物價起伏較大的情況，決定由官方確定物價，並向民間公布。又製定“時估”製，對價格直高不下的貨物，隨時估計，以平抑市場價格。又規定民間市肆買賣，將價格從實申報於上司。以防哄抬物價，擾亂市場。
當時物價的基準，是以國民賴以生存的糧食的價格為轉移的。朝廷為掌握平抑物價的主動權，通過國家行為，如建立預備倉，實行平糶製度等，來保證物價的平穩，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而對於贏利過多的行業，政府則采取限製措施。
商品質量管理製度商品質量問題，一般由各行各業的商品經銷者自己來把握，但政府也有原則規定，並賦以法律形式。實際上這是規定了偽劣與不合格商品不得在市場交易，否則要受到製裁。平抑物價和質量管理製度，對於約束奸商，維持正常的市場秩序，均起過積極作用。
牙行是市場貿易中為買賣雙方說合的中介人，也稱之為“牙儈”、“經紀”、“牙人”、“駔儈”等。他們協助官府參與街市校勘度量，平抑物價，辨識假銀、偽錢，征收商稅等市場管理工作，並為賣方提供膳宿、貨棧、交通方便以及為買賣雙方牽線說合等，在大宗貿易中充當重要角色。
正因為如此，不少牙商就利用對市場行情的經驗和政府給予的特權，把持行市，擾亂正常的市場貿易秩序，從中漁利。
明初，明太祖曾有意取締一切官私牙行，但實際上根本行不通，最後隻好撤銷原議，同意設牙，同時對他們設定限製。對“高抬低估”物價、“刁蹬留難”商賈的牙商給予嚴處：“拿縛赴京，常枷號令，至死而後已，家遷化外。”這是對不法牙行實行的法律管製。
明中、後期，國內較大的商貿都通過牙行進行，牙行的存在和活動完全合法化。政府允設官牙與私牙兩類。
官牙是政府、諸王開設在各地的官店和市鎮中協助地方官府征收商稅、管理市場的牙行；私牙即是一般的經紀人。政府對官牙與私牙的身份也有明確的規定。
朝廷還規定牙行可以從事的合法活動：領到官府頒發的印信文簿後，在交通要道上，如實填寫商人、船戶的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將收來的稅款，如數交付監察禦史、主事稽考；說合買賣，代商賈買進賣出貨物，幫助雇請車船、腳夫，解決客商停放貨物、供應食宿諸問題，並從中收取牙傭；評估物價，繳納牙稅等。
對於在上述活動中有違法行為的牙商，明律定有處置辦法：私充牙行，即沒有得到官府批準，發給牙帖者，杖八十；所得牙錢隱而不交公者，笞五十並革職；在評估物價時，令價不平者、與商賈勾結者，一是罰沒牙傭，二是杖八十等。從而使牙行的違法欺詐有所遏製。
值得一提的是，在這些由商賈們在商業活動實踐中約定俗成的店規、守則中，有不少是前朝少有、隻有在商品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才出現的新鮮的經營管理模式。比如合資製度、夥計製度和賬目製度等。
合資製度也稱同本製，在中小商人中十分流行。因為這種合夥股份式經營製度，雖不能使入股者在商業成功時暴富，卻能使他們在商業失敗時免於傾家蕩產。事實上，注重血緣親族關係的大商人，也常合夥經營，或父子、兄弟、叔侄之間，或同裏、同鄉之人，結夥經營。
夥計製度的宗旨是以富資貧，凡經商而家貧者，富者則助金經營，時人稱之為“夥計”。嘉靖、萬曆年間人沈思孝說：在山西豪商中，合夥經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眾夥共商之，即富商出錢股，貧商出力股，雙方共同經營。
夥計製度在大商人中較為普遍，正當時，一個擁有20萬資金的富商，大小夥計就有百餘人。這其中顯然多是雇傭關係。夥計的職責和義務都各有規定。
賬目製度是明代商人普遍采取的經營方法之一。記賬格式，一般分“舊管”、“新收”、“開除”、“見在”4項。而且微物小錢，也必日月具報明白。可見當時的記賬製度已相當完備。
有些商鋪還建立掌事製度，即大店家專雇一名出納財貨之人，謂之“掌事”。掌事一般都足夠謹慎，不僅慎重出納款項，而且嚴守秘密。
明代時人這些新的經營管理模式，體現了明代商業經營文化的新水平，反過來，它們又推動了民間商貿的發展。
[旁注]
明太祖朱元璋 （1328年～1398年），字國瑞，原名朱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鍾離人。明朝開國皇帝，諡號“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廟號太祖。他推結束了元朝民族等級製度，努力恢複生產，整治貪官，其統治時期被稱為“洪武之治”。
兵馬司 官署名。我國古代朝廷的軍事機構之一。明裁省警巡院並入兵馬司，增置中、東、西三城，置中、東、西、南、北五城兵馬指揮司，各置指揮、副指揮，畫境分領京城內外，掌維持京城治安，疏理街道溝渠及囚犯、火禁等事。
陳鐸 字大聲，號秋碧，又號七一居士。明代散曲家。陳鐸為人風流倜儻、耽於吟詠，也喜歡諧謔，經史子傳、百家九流，無不淹貫；他工於詩詞、繪畫，尤其精於音律，以散曲馳名於世。善彈琵琶，常常牙板隨身，高歌一曲，被教坊子弟稱為“樂王”。
平糶 戰國時魏國李悝提出的扶植、調劑農業生產的主張。方法是豐年由官府平價收購農民的餘粟，即平糴；荒年用平價出售積粟，即平糶。明設置預備倉，就屬於平糴、平糶。清代有所謂“平價收穀”，用意同。
牙行 是我國古代和近代市場中為買賣雙方介紹交易、評定商品質量、價格的居間行商。漢代稱“駔”、“駔儈”，唐、五代稱“牙”、“牙郎”、“牙儈”，宋、元、明又有引領百姓、經紀、行老等稱呼。牙行一詞始見於明代。他們以經營牲畜、農產品和絲綢布匹等手工業品為主；也有居間包攬水運雇船的，稱“埠頭”。
路引 明代有這樣一項規定:凡人員遠離所居地百裏之外,都需由當地政府部門發給一種類似介紹信、通行證之類的公文,叫“路引”，若無路引或與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路引實際上就是離鄉的證明。
沈思孝 （1542年～1611年），字繼山，一字純父，嘉興人。明代官吏，學者。曆任刑部主事，光祿、太常少卿，順天府尹，南京光祿卿，工部侍郎等職。其詩流麗清脫，有《溪山堂草》4卷。《秦錄》、《晉錄》多記秦晉等地的形勝風土，對了解明代秦晉地區經濟、政治、文化有參考價值，《四庫總目》並傳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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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行產生於漢代，當時稱“駔會”。從曆史上看，經營牙行須經政府批準，並交納稅課。牙行在交易中起代政府統治市場、管理商業，故也稱官牙。
隨著封建經濟的發展，牙行的經營範圍從為買賣雙方間作介紹，擴大到代商人買賣貨物，代商人支付和存儲款項，運送貨物，設倉庫保管貨物，代政府征收商稅等。
在城鎮交易中，絕大部分商品的批發交易必須經過牙行之手。明代經營牙行者，須有一定數量的資產，經官府批準並發給執業憑證和賬簿。
清代前期的內貿政策
清代前期國內商貿政策是針對不同的商業人群和商業活動而製定的。清初期政府實施的商貿政策主要有規範，控製牙行、埠頭，打擊糧販投機，放開非商品性產品，放開漕運貿易等政策。
清朝廷對商業觀念的轉變，以及製定的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政策，是順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這些政策促進了商業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順治帝時期，商業的全麵推進非常緩慢，直至平定三藩、統一台灣、全國大規模的戰事平息之後，商業的全麵發展才得以推進。政局剛剛穩定，政府就積極采取了一列整頓國內貿易市場的政策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