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時期——千古忠良3
天下第一諫臣魏征
魏征（580年～643年），字玄成。生於唐代巨鹿，即今河北省邢台市巨鹿縣。唐朝政治家。曾任諫議大夫、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諡號“文貞”，位列“淩煙閣二十四功臣”。
他以直諫敢言著稱，是我國古代曆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
魏征的父親魏長賢精通文史，博學多才，曾做過北齊著作郎，後因直諫朝政，貶為上黨屯縣令。父親正直倔強的品質，對青少年時代的魏征產生了很好的影響。
然而由於父親去世較早，家業也因此衰落。窮困的生活，並沒有磨滅魏征的意誌，他性格堅強，胸懷大誌，喜好讀書，多所涉覽，尤注意於曆代興衰得失之道，這為以後他的從政、治史打下了厚實的基礎。
魏征備經喪亂，仕途坎坷，閱曆豐富，他對社會問題有著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耿直不阿，遇事無所屈撓，深為精勤於治的唐太宗所器重。
唐太宗屢次引魏征進入臥室，請教執政得失，魏征也喜逢知己之主，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對於朝政得失，頻頻上諫。
魏征的諫諍涉及麵很廣，除了軍國大事外，還對唐太宗其他一些不合義理的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評。很多時候，盡管唐太宗對魏征的尖銳批評一時難以接受，但他畢竟認識到魏征是忠心奉國，有利於國家長治久安。
魏征鑒於隋末人口流亡、經濟凋敝、百廢待興的事實，力勸唐太宗偃戈興文，實行有利於國計民生的休養生息政策。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與群臣談及教化百姓之事。唐太宗認為，大亂之後，恐怕難以教化。魏征則認為，長久安定的人民容易自滿，自滿就難以教化；經曆亂世的人民容易愁苦，而愁苦就有利於教化。這就像饑餓的人渴望食物，焦渴的人渴望飲水一樣。
唐太宗采納了魏征的建議，製訂了經國治世的基本國策，對於“貞觀之治”有著深遠的影響。
魏征還提出了以靜為本的施政方針。
他認為，隋朝雖然府庫充實，兵戈強盛，但由於屢動甲兵，徭役繁重，雖然富強，最後失敗，其原因就是因為“動”。現在唐朝初定，在大亂之後，人心思治，所以當以安靜為本。他以靜為本的思想，主張社會有個安定的環境，與民休養生息，以恢複和發展社會經濟。
為了防止勞役百姓，魏征還勸諫唐太宗停止周邊諸國的入朝貢獻，並停止一些規模較大的活動，以減少國庫的開支。
在當時，文武百官都以為封禪為帝王盛事，又天下乂安，屢次請求東封泰山，唯獨魏征不同意。
他認為，盡管唐太宗功高德厚，國泰民安，四夷賓服，但皇上大規模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費用實屬不該。唐太宗在魏征的規諫下，又恰遇河南、河北數州鬧水災，就停止了東封活動。
魏征認識到，帝王修飾宮宇，奢侈無度的結果，必然會疲勞百姓。在與唐太宗談及此事時，魏征曾以隋亡為鑒，說隋煬帝大興土木，勞民傷財，提醒唐太宗切忌奢侈，以防重蹈覆轍。
唐太宗曾讓人在益州及北門製造綾錦、金銀器，魏征就上言，勸止此事。唐太宗東巡洛陽，住在顯仁宮，因州縣官吏供奉不好，大都受到了譴責。魏征認為這是漸生奢侈之風的危險信號，於是馬上給他敲一下警鍾。
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征何謂明君暗君？
魏征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是因為他兼聽；君之所以暗，是因為他偏信。”
他主張君主兼聽納下，聽取臣下的正確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麵性。帝王久居深宮，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身份，很難了解社會實際。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征的政治思想之一。
唐太宗在實踐中推行了兼聽納下的思想，調整了君臣關係，改變了帝王傳統的孤家寡人做法。而臣下也對朝廷施政中的失誤之處，積極上書規諫，匡弼時政。如此一來，君臣同舟共濟，集思廣益，上下同心，從而開創了貞觀年間的諫諍成風的開明政治。
在一次奏疏中，魏征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5條：一是不能知人；二是知而不能用；三是用而不能任；四是任而不能信；五是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征的吏治思想。
知人是用人的首要問題。在用人問題上，魏征特別強調君主的知人。魏征指出君主知人，才能任用忠良之士，這是天下致治的先決條件。
魏征認為識別人臣的善惡是知人的一個重要內容。魏征認為，在不同的時期，在用人標準上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在天下未定之時，一般是專取其才，天下太平之時，則非才德兼備者不可任。
他的這一用人思想，是和變化的客觀形勢相適應的，也是可取的。賞罰分明，不徇私情，也是魏征的用人思想中的一個內容。此外，他也反對重用宦官。
在這方麵，唐太宗很多時候都采納了魏征的意見。
魏征在與唐太宗等人討論創業與守業之難時認為，要守成帝業，使國家長治久安，最重要的就是居安思危。他認為居安忘危，處治忘亂是由於帝王忘乎所以，無心政治，因而導致了國家的危亡與覆滅。
他以此提醒唐太宗，要小心在意，時刻保持著高度的警覺。魏征常以亡隋為借鑒，以說明居安思危的迫切性。他總結隋亡的教訓，作為唐太宗治理國家的一麵鏡子，以做到居安思危，警鍾長鳴。
639年5月，魏征趁唐太宗詔五品以上官員議事之機，全麵地、係統地總結了政事不如貞觀之初的事實，上奏唐太宗，這就是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疏中列舉了唐太宗搜求珍玩，勞役百姓，昵小人、疏君子，頻事遊獵，無事興兵等10條弊端，言辭直白，鞭辟入裏，再次提醒唐太宗慎終如始。
唐太宗看完奏疏後，欣然接納，並對他說：“朕今天知道自己的過錯了，也願意改正。如若違背此言，再無麵目見到諸位愛卿！”
說完親手解下佩刀，賜予魏征，還賜予魏征黃金十10斤、馬兩匹。
魏征喜逢知己之主，竭盡股肱之力，輔助唐太宗理政，已成為唐太宗的左手右臂，以至於助成“貞觀之治”。
魏征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位著名的史學家。他對曆史有深刻的了解，善於將曆史經驗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以史為鑒，以此論治道，勸唐太宗。
他根據唐太宗的詔令，修撰了《周史》、《齊史》、《梁史》、《陳史》、《隋史》五朝曆史。五部史書總監雖是房玄齡，但房玄齡政務繁忙，魏征是實際的總監。
他還親自動手，撰寫了《隋史》的序和論，還為《梁書》、《陳書》、《齊史》寫了總論。他治史謹嚴，有“良史”之稱。
636年，五朝史書修撰完畢，唐太宗為嘉獎魏征，加封魏征為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
642年7月，魏征病重，唐太宗下手詔慰問。
魏征居室簡陋，生活儉樸。唐太宗還特別下令為他建了一個正廳，還賜給屏風等物。
同年9月，唐太宗說：“方今群臣，忠直沒有超過魏征的。”於是，罷去魏征的宰相職務，拜為太子太師。
魏征去世時，唐太宗親臨魏家哀悼，悲痛異常。他停朝5天，令百官參加葬禮。送葬時還登樓遙望魏征靈柩，還親自為魏征寫了碑文。